洪武二年（1369年）初春，南京天界寺内组建了一支特殊团队——由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宋濂和王祎总裁的《元史》编修班子。二十余名学者之中，新喻文人赵壎的入选颇耐人寻味。作为元至元年间举人，他先后两次参与修史（首次纂修、二次续修），为观察明初文化政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切入点。
从赵壎两度入史局，到张孟兼的悲剧，再到徐一夔关于制度的建言，明初修史既是一项史学工程，也折射出权力重构与制度摸索的过程。历史表明，制度建设与用人之道相互牵动：只有以制度夯实史料基础、以规制约束官场运行，史书的可信与治国的秩序才能相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