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的中国西北，一支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军队站在历史关口；中央红军付出巨大代价突破腊子口后，面对更严峻的问题：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将向何处去？紧迫性来自多重困境：军事上，蒋介石已调集重兵封锁甘南通道；补给上，粮食弹药几近枯竭；战略上，对西北革命形势缺乏准确情报。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我们就像黑夜行军，急需一盏指路的灯。”转机出现在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镇。这个因当归贸易兴起的商埠，意外成为红军获取情报的关键节点。红一军团侦察连执行常规侦察任务时，毛泽东特别要求搜集“精神食粮”——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资料。侦察连长梁兴初化装进镇，在采购烧饼时发现包食物的旧报纸载有陕北红军活动消息。被商贩用作包装纸的《大公报》《山西日报》详细报道了陕北红军开辟根据地的动态。其中“陕北匪患猖獗”的负面报道，反而让红军领导层捕捉到关键信息：徐海东、刘志丹部已在陕北建立稳固根据地。聂荣臻回忆：“报纸比侦察兵的情报更全面，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北上的希望。”历史性决策随之形成。9月22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宣布将陕北作为长征终点：“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这个决定不仅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也奠定了日后陕甘宁边区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基础。分析这一转折可见，偶然中有必然。红军重视情报工作的传统、领导人对信息的敏锐判断、西北地区特殊的商贸流通网络，共同促成了关键信息的获取。军事史专家指出：“哈达铺的启示在于，重大历史转折往往取决于对细节的把握。”
哈达铺的“报纸线索”并非偶然，而是危机下的信息选择与战略判断。历史证明，在生死关头，准确获取信息、及时作出决策，往往决定队伍生存与事业走向。将公开信息与实地侦察结合的实践，说明了战略定力与务实作风，也为后来革命形势的转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