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部分城市河湖面临富营养化、黑臭反复、藻类暴发等治理难题：一方面，外源污染在雨污混接、面源径流和养殖尾水等环节仍有反弹压力；另一方面，河湖底泥内源释放、生态结构失衡，使得水体自净能力削弱，单靠“截污清淤、换水冲刷”等方式往往治标不治本，治理成本高、维护压力大，且容易形成“工程一停、问题再现”的循环。
造成上述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水体治理长期偏重末端处置、轻视生态系统重建。
水域并非简单的“蓄水容器”，而是由水生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鱼类以及微生物共同构成的复杂生命共同体。
一旦营养盐负荷过高、透明度下降，沉水植物难以存活，水体缺少稳定的“基底结构”，食物网被简化，进而导致藻类优势、溶解氧波动、底泥扰动加剧，水体进入不稳定状态。
加之部分治理项目在后期养护和监测上投入不足，缺乏持续管理与适应性调控，生态修复成果难以巩固。
针对这一痛点，上海海洋大学相关团队在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开展长期试验与示范，形成以“自然之法修复水体”的系统思路：通过沉水植物恢复、滤食生物调控、生态友好型鱼类配置等手段，重塑水体结构与功能，提升系统自我循环与自我修复能力。
基地内，多种水生植物用于不同水体条件下的修复配置，其中矮生苦草被视为关键“主力”，经过持续选育实现快速繁殖和高适应性，为构建稳定“水下森林”提供基础材料。
同时，大型蚤等滤食生物和工具鱼等生物调控要素协同作用，有助于降低藻类压力、改善水体透明度，推动生态系统向稳定状态回归。
实践表明，生态修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水质指标改善，更体现在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与生态服务功能增强。
在闵行体育公园，水生植物既承担净化功能，也成为市民亲水景观与青少年科普课堂；在“上海之鱼”等区域，系统性修复促成“水下森林”形成，稳定输出清洁补给，发挥“城市净水器”效应，增强周边水系的韧性；在沙田湖养殖场等场景，团队将“光催化+人工湿地”组合技术用于养殖尾水治理，实现废水净化与回用，为水产养殖绿色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由点及面，这些案例说明，水生态治理正在从单一污染削减，走向“生态功能恢复+城市治理增效”的综合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在“治水”之外同步探索价值转化机制，推动治理从“持续投入”转向“可循环运营”。
在基地的养护环节，收割水草不再被视作废弃物，而是按用途分级利用：一部分用于草食性鱼类及相关水产品养殖饲料，另一部分通过堆肥、发酵等工艺制成有机肥，服务果树与蔬菜种植。
通过将“治理产出”转化为“资源要素”，不仅降低后期维护成本，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有利于形成可持续的治理闭环。
与此同时，水生态修复对精细化管理要求高，离不开长期监测与低扰动运维。
为提升效率与稳定性，团队自主研发割草船、清洁船、水草包草机、智能运维船、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等设备，实现远程调度与自动作业，减少对水体的干扰，提高养护的及时性和一致性。
技术积累方面，团队已形成多项专利与集成技术，并参与相关行业标准编制，为成果推广应用提供制度化支撑。
面向未来，水生态治理将更强调“系统观”和“全链条”：在源头端，需持续推进面源污染控制、雨污分流与尾水减排，降低外源负荷；在过程端，强化生态修复与工程措施协同，依据不同河湖库塘湿地特点实施差异化方案；在末端与运维端，建立监测—评估—调控的闭环机制，形成可持续运营模式。
随着城市更新、海绵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生态修复与资源化利用、智能运维的融合有望进一步扩展应用场景，为更多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板。
治好一片水，守护一方生态。
从一株苦草到九十平方公里的碧波清流，王丽卿团队用二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科研报国的深刻内涵。
他们的实践表明，尊重自然规律、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是破解水生态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
当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江河湖海中，美丽中国的生态底色必将更加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