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蒙自的故居翻找东西，无意间看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新闻。那天以后，北平的天空不再安宁，文藻带着我们一家开始逃亡。我们先到了云南的蒙自，后来又辗转到了重庆的歌乐山。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晚上点的煤油灯经常不够亮，我就把父亲生前最爱喝的福建茉莉香片沏上一杯。 尽管水没烧开，茶叶也没泡透，但这杯茶让我感觉回到了故乡。我一边看着烟雾在灯火中飘散开，一边想起祖父教我泡茶的情景。记得小时候我总是跟在他身后摆弄茶具，虽然琴棋书画样样都没学好，但泡茶这件事却一直没忘。 后来我和文藻去了美国留学，家里那套周作人先生送的日本茶具就被收进了抽屉里。23岁那年我去美国时，大家都喝冰水，茶壶早就没用了。直到29岁和文藻结婚后，家里才又摆上了这套茶具。梁实秋和闻一多两位老师来做客时，问了一句“你们家连茶都不给客人喝？”这话让我们觉得很没面子。 那晚上我们不得不烧水泡茶招待客人。烟雾缭绕中，我终于学会了怎么待客。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套习惯了：父亲泡茶时盖碗里堆成一座小山，水一冲颜色发黑味道很苦；我学着他的样子兑点凉水下杯口，苦味变淡只剩回甘。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茶不是诗不是酒也不是花，它是止渴的仪式是饭桌边最安静的配角。当年祖父把这种习惯传给了我；抗战期间在蒙自那个小院子里；后来去美国读书；直到现在无论身在何处我总惦记那口淡香。 我忽然意识到：这杯茶从1937年的北平开始流转到云南、福建、美国、重庆、歌乐山甚至更远的地方；它承载了祖父的教导、父亲的乡愁和我作为妻子母亲的岁月记忆；它把日子过成了诗的偷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