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这就说说我为啥不怕老婆抢风头。1930年冬，我跟徽因住在沈阳。那时候手头活儿多，又要带娃，东北天气又冷，徽因扛不住，病倒了。她把我的话转给老金，老金后来退出了这段感情。虽说老金对徽因余情未了，但我们一直是朋友。几年后，大家还是好哥们儿，互相在工作上帮忙。 我知道徽因对我没什么隐瞒的，心里透亮。她对自由那股劲儿让我觉得难搞，但我愿意迁就她。她这人确实不一般，说实话当她老公挺累的。她啥都懂，脑子转得快，我得拼命跟上她。不过这累得心甘情愿。 1931年，她查出肺结核，医生让她好好养着。可她还在为古建筑操心，大半夜咳得不行，还发高烧，就是不肯停下来。 她写东西特别有文采。《平郊建筑杂录》里讲卧佛寺那一段写得真好：那尊像是雍正那会儿的旃檀佛，乾隆时好像醒来又消失了。 想起那会儿一起跑野外考察，她病得厉害也硬撑着带我跋山涉水。194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刚成立那会儿，她身体虚得很了还得支持我出去办事。 医生说她顶多再活五年。她还是拼命干活儿，连费慰梅都收到她信里写的话：要是没这些工作撑着，我早死了。 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牵头搞景泰蓝的事儿。1950年6月23日那天全国政协大会上国徽方案通过了。这时候她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床了，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这二十多年的日子从热烈变成平静了我越来越明白她的好。别人可能觉得她是我搭档，但我心里知道她是我创作的源头。 1954年秋天她病得厉害干不动活了。那年冬天我们就把家从清华搬到了北京。没过几个月我也得了肺结核住院了。 后来她的病情加重了，3月31日早上我看到她时眼泪汪汪的。她静静地走了。 她这一生爱过好几个人心里乱过一阵子但都是拿理智来处理这些事儿。她对得起我对得起家里头也对得起自己小时候的教养。 她心里装满了对文学艺术的爱为了国家民族未来一直在奋斗。 娶到她真是幸运可到现在我也没听到她新婚那晚问我的那个问题答案——她是不是想告诉我答案其实早就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