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聊一聊汉字是怎么从甲骨文一路发展成现在的白话的。 这事得从孟子说起，他有句名言叫“周无遗民”，这句话引用自《云汉》，弄得大伙儿都很纳闷。 原来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大问题：要是只看字面上的意思，很容易被华丽的辞藻给忽悠了，根本看不懂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思想。 孟子这一提醒，就让“文”和“辞”这俩孪生兄弟一下子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后世的读书人一直都在琢磨，这两者到底该怎么区分。 关于“说诗者”，也有人想不明白这是个啥意思。 许慎解释说，“说”就是“解释”的意思，“释”就是“解说”。 可千万别以为“说诗者”就是专门给人讲解诗的人。 实际上，“者”这个字在这里不是指人，而是指动作。 所以别急着找孟子的学生来对号入座。 先秦时期的大哲学家们特别喜欢把“文”和“辞”放在一块儿说。 他们觉得这就像是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双胞胎。 孔子感叹书太重了，话也太多了，提醒大家别被那些漂亮的词藻给带偏了节奏。 子贡就更直白：“说话不讲究修辞，你的得失和国运的安危都能看出来。” 墨子说得更具体：“用名称来对应实物，用言辞来表达意思。” 大家虽然说得各有各的道理，但说到底都是一个意思：“名”、“书”、“言”这些词都是指有实际意义的口语词汇。 而“辞”呢，就是那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助词、虚字和语气词。 它们的作用就是把说话时的那种口气和感情给留下来。 简单点说就是，“文”负责表达事实，“辞”负责传达情感。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时代还没有“辞”呢。 那会儿的汉字刻在龟甲兽骨上，人们就用“卜辞”来问神。 同样一句话“今夕其雨”，中国学者觉得是问句，外国学者也觉得是问句——因为书面语里没有声调也没有语气。 孔子时代就发现“书不尽言”了。 他想出了个办法：从成熟的文字里挑一批笔画简单的符号，放在句子末尾给读者做个提示。 这些符号既不是“文”也不是“字”，孔子就把它们叫做“辞”。 后来许慎又把“辞”改写成了“䛐”，还专门给它立了个司部。 他强调这东西是“意内而言外”的辅助语言。 袁仁林打了个比方说：“就算是鸟叫狗吠那样的方言俚语，也少不了口气。 当时说话的时候哪儿有什么‘焉’、‘哉’、‘乎’、‘也’？可声音还是能被这些字给概括出来。” 刘淇也表示赞同：“开口说话就得看脸色看语气，动笔写字就得靠这些助词帮忙。” 意思就是说虚字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能把说话的口气、节奏和感情原封不动地带进书面里。 从此以后，“文”负责表事实，“辞”负责表情感。 它们俩相辅相成，文言文的双翼就算是长齐了。 不过这两兄弟也有打架的时候。 荀子就说过：“正其名，当其辞”，就是提醒后人别让虚字抢了风头。 孔子在整理《尚书》的时候基本保持了口语的原貌，《春秋》里的对话也很少见。 常用的虚字加起来才七十多个，“于”字因为地名用得比较多，居然出现了四百次——这简直是“惜字如金”的典范。 到了韩愈那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提倡“惟陈言之务去”，结果被王若虚给吐槽了一顿。 王若虚说《史记》里错用了好多“耳”、“乎”、“哉”；“而”字有七成以上都是多余的；“于是”、“乃”、“遂”这些词也是随手就乱用——跟撒胡椒粉似的。 金人王若虚还专门挑刺儿说《赵世家》里有三处连用“而”字：“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景公时而赵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多写一个字都嫌累赘。 从甲骨文那个没“辞”的年代到韩愈那个过于讲究辞藻的时代。 汉语走过了一条“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必经之路。 现在咱们写文章也得回答这个老问题：是让“文”被那些华丽的辞藻给淹没？还是让“辞”泛滥成琐碎的赘瘤？ 答案或许就在孟子的话里：“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先读懂作者的心意再斟酌文章该怎么写；该用虚字的时候绝不吝啬，不该用的时候就一刀切掉。 只有这样，汉字的“文”和“辞”才能继续比翼双飞，带着新时代的想法一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