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上古时期尧帝在位时，曾任命伯成子高为诸侯。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舜又传位于禹后，伯成子高却辞官回乡，躬耕田野。该看似反常的选择，实则反映出他对治理方式变化的深刻判断。 当大禹前往拜访并询问缘由时，伯成子高直言指出问题所在。他认为，尧帝治世时，无需设赏赐百姓便自觉勤勉，无需施刑罚民众亦心存敬畏。到了禹的时代，治理转向依靠赏罚，表面上建立了秩序，却无形中削弱了民众内心的仁爱之心，开启了功利主义的先河。刑罚制度的确立，反而成了祸乱的起点。 这段历史对话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治理哲学。尧舜时代推崇的“无为而治”，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尊重人性本善。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民众的勤勉与敬畏源于内心自觉，而非外在压力。相比之下，过度依赖奖惩的“有为”之治虽可在短期内见效，却可能扭曲行为动机，把出于道德自觉的行为转变为对利益的追逐或对惩罚的恐惧。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种治理理念的转变影响深远。黄帝早年曾以征伐统一天下，后经高人点拨才领悟清静无为的真谛，由此开创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大禹虽继承了黄帝治水的功绩与实务能力，却未能完全领会其中深层智慧，因此治理境界略逊一筹。 这一古老智慧对当代社会治理仍具借鉴意义。在现代管理实践中，过度依赖物质激励和惩罚措施，往往会扭曲人们的行为动机。当奖励成为工作的唯一驱动力时，内在责任感和价值认同容易被削弱。
“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畏”所指向的——并非取消奖惩——而是提醒治理者：真正持久的秩序来自人心与共识，来自公平正义与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当以法立规、以德润心相互支撑，当治理从“结果导向的奖惩”回到“面向人的发展”，社会运行就能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强韧性，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更深沉、更稳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