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证据规则从何而来，现代司法如何避免“以供定案” 证据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现实中，如何处理口供与客观证据关系、如何确保证据取得与审查的程序规范，仍是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重点。以历史为镜，回到制度起点审视“何以定罪”，有助于理解证据规则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边界。 近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第十四期“法律人说”高级法律讲坛经管大楼教室举行。主讲人张琮军副教授以秦汉刑事司法为切入点，系统梳理早期证据体系的主要构成与运行方式，强调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与司法运行中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案件记录、审查与上报机制，但也存在对口供的高度依赖以及刑讯取供等制度性隐忧。 原因：国家治理需求催生文书化办案，同时受限于取证手段与观念 张琮军认为——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强化——跨地域治理对司法标准化提出需求，推动案件处理向文书化、程式化发展。其一，口供在当时被置于核心位置，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依据；其二，在取证能力有限、侦查技术不足的条件下，刑讯取供成为获取口供的重要方式；其三，伴随官僚体系运转，地方将案件要点整理成司法文书并向上级呈报，既便于监督核验，也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资料基础。这些因素交织，形成了早期证据制度的基本轮廓。 讲座中，主讲人以“口供—刑讯—文书”三条线索，解释秦汉司法何以运转：一上，口供被赋予极高证明力，常常直接影响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刑讯作为取供手段与“求真”目标相绑定，容易导致逼供、诱供风险；同时，案件文书的制作、汇总与呈递，体现出国家对基层办案的制度化约束，也折射出早期司法对“可核查、可追溯”的追求。 影响：早期检验与现场勘查意识可资借鉴，过度依赖口供的教训更值得警惕 在介绍制度框架之外，讲座以多个检验场景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对客观事实的观察、记录与比对意识。主讲人从未掩埋尸体、已掩埋尸体、溺亡、缢死以及肢解等不同情形切入，讲解当时如何通过现场痕迹、尸身变化与损伤特征进行判断，并以相对规范的书面记录固定要点。有关内容显示，早期办案虽受时代条件限制，但对“事实—痕迹—结论”的关联性把握已具雏形。 另外，讲座也把“口供中心”模式的风险置于讨论焦点：当口供被视为最关键依据，且取供过程缺乏有效程序约束时，容易偏离以事实为根据的裁判要求。对当代法治建设而言，该历史经验提示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强化非法证据排除与程序性权利保障，减少“唯口供”倾向对司法公信力的侵蚀。 在互动环节，学生围绕“秦汉与罗马的证据传统差异”“儒学与法律运行的关系”等提出问题。张琮军回应，从比较视角看，罗马法传统更强调证人证言与实物证据的运用，而秦汉司法更倚重口供与官方文书，两者路径不同但均指向程序秩序的建立。对于儒学影响，他认为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裁判的价值尺度，使司法运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可理解性与可执行性，但其边界与限度同样需要辨析：价值引导不能替代证据审查，德性要求也不能消解程序约束。 对策：以讲坛为平台推动“史料—制度—实践”贯通，提升证据思维训练 与会人士认为，法学人才培养既要夯实规范体系与法条解释，也要通过历史制度研究与案例讨论，训练证据意识与程序意识。此次讲坛通过史料线索与检验场景的结合，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讨论、可推理的事实问题，有助于学生理解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程序合法性要求。讲座尾声，学院向主讲人颁发“法律人说”主讲师聘书，意在把学术研究、课程教学与青年学生能力提升继续衔接，形成长期机制。 前景：从“溯源”走向“规则自觉”，以证据理性夯实法治根基 多名学生表示，讲座让其重新认识历史记载中的司法场景，理解证据制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治理需求、技术条件与价值选择中逐步成形。业内人士指出，面向未来，法学教育应更加重视证据规则与程序正义的训练，把历史经验转化为制度自觉：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审查理念，完善权利保障与监督制约，推动司法在可验证、可解释、可纠错的轨道上运行。
当现代法槌与古代竹简隔空对话，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法治进步是薪火相传的过程；秦汉司法中的程序意识和技术理性，犹如千年的法理基因，等待当代法律人激活和发展。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正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