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规则分散，治理体系存结构性缺口 随着智能技术加速进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伪造、拟声诈骗、虚假营销等问题频发，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和数字权益保护的关注不断上升。在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防线，已成为各方共同面对的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世亮再次就人工智能立法提出专项建议。这是他连续第三年针对该议题，反映出法律界对智能技术治理的持续关注。 李世亮表示，我国已初步形成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框架：国家层面政策明确发展方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基础性法律提供支撑，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服务等场景也陆续有部门规章跟进。但从整体看仍有明显短板——对应的规定分散在不同法律与监管文件中，多为针对具体问题的补丁式回应，缺少一部能够确立通用原则、基础制度和权责分配的统筹性上位法。 这种“碎片化”在实践中带来多项问题：规则之间衔接不足，监管边界不清，面对跨领域、系统性的技术风险时，法律应对往往滞后且力度有限。 二、原因：技术迭代快、立法难度大，制度供给面临多重挑战 人工智能立法进展偏慢，并非不重视，而是客观上存在多重制度难题。 一上，技术迭代带来不确定性。立法周期通常以年计算，而技术演进往往以月计算，如何法律中为尚未出现的技术形态预留弹性，是立法必须解决问题。 另一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度多元，覆盖医疗、金融、教育、传媒、司法等领域。不同场景的风险类型、监管主体和责任认定差异明显，难以用单一规则全面覆盖。 此外，防风险与促创新之间如何把握尺度，也是立法绕不开的关键矛盾。规制过严可能压制产业活力，过松又可能放大风险扩散，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 三、影响：法律空白制约治理效能，产业发展亦需制度护航 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口，已带来现实影响。 在权益保护上，深度伪造被用于制作虚假视频、冒用他人形象进行商业推广，受害者往往面临维权路径不清、责任主体难确定等问题。现行规则对技术提供者、内容平台与使用者之间的义务划分不够明确，容易出现追责链条断裂。 产业发展上，规则不确定同样构成阻碍。企业在研发投入和合规安排上缺少稳定预期，地方政府制定配套政策时也缺乏明确的上位依据，制度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规范发展。 四、对策：四项建议推动立法，兼顾规制与促进 针对上述问题，李世亮提出系统性建议。 他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法立法，以基本原则和基础制度建立统一框架，为相关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提供明确指引。 在立法取向上，他强调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基本遵循：既要有效应对深度伪造、智能诈骗、虚假信息等系统性风险，明确技术提供者与内容平台的义务边界和追责路径；也要为创新留出空间，避免过度规制影响技术进步。 在立法结构上，他建议通过授权条款，明确国务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制定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的权限，形成“上位法统领、下位法细化”的分层体系。同时，建议适时探索制定重点领域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促进保障规定，配套税收激励等政策工具，为地方立法提供依据，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落地。 五、前景：立法提速，法治护航智能时代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已连续多年将人工智能立法纳入年度立法计划，相关工作正推进。随着社会关注持续升温、实践问题不断累积，出台一部具有统筹性和基础性的人工智能法律，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李世亮履职四年来，共提交建议29份、议案2份，持续围绕国家治理相关议题提出建议。他所反映的，不仅是法律界的专业关切，也说明了社会对完善数字法治体系的普遍期待。
技术进步不必然带来风险失控，关键在于用制度把创新动力与安全底线衔接起来。面对深度合成等新挑战，加快建立统筹性的法律框架，明确可执行的责任体系，形成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既能更好保护个人权益，也能为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只有在法治轨道上引导技术向善，创新成果才能更好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