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子贡（端木赐）是被低估的古代慈善家，他从儒商转型为慈善家，以独特的方式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钢院的工农兵学员在《盐铁论译注》中批注他为“仗义疏财的儒商”，北大学生也留下了“子贡十分宏毅”的评价。尽管在那个批林批孔的年代，子贡仍被视作正面形象，这说明他的慈善事迹从未被遗忘，只是等待被重新发现。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北大工农兵学员在《论语》批注中留下了“子贡十分宏毅”的批注，北钢院工农兵学员在《盐铁论译注》中提到了子贡的仗义疏财。这个特殊年代依然把子贡视为正面形象，证明他的慈善事迹一直存在。 孔子门下有高足端木赐和子贡，他们不仅是孔子的弟子，还是富有远见的慈善家。春秋末年，卫国少年端木赐凭借他的辞令才华纵横列国，至今仍回荡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的警句。他不仅仅是孔门高弟，更是一位被历史忽视的古代慈善家。 西汉会议纪要《盐铁论》中的《贫富篇》记载了陶朱公与子贡两位商人之间的故事。子贡靠囤积致富而名动诸侯，陶朱公则以经营尊显于世。他们以自己的财富帮助别人，无论是富裕者还是贫穷者都受到他们的照顾。这个记载把子贡列入了“富而好礼”的第一梯队。 在《吕氏春秋》、《说苑》和《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赎人的故事：鲁国法令规定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可以到国库报销费用。子贡赎回同胞后拒绝领取奖金。孔子批评他的行为：“领取奖金不会玷污品德，不领则无人敢再赎。”现代社会中的见义勇为奖励同样如此：拒绝领取是个人选择，但如果以此绑架他人，反而会挫伤善行。 《史记·货殖列传》详细描述了子贡出行时的豪华场景：他带着四匹马拉的车和大量财物拜访诸侯们。杜勇先生指出，“聘享”是诸侯间最高礼节之一，子贡用自己的私财撑起这个场面，既彰显了“富而好礼”，也为孔子周游列国赢得了对话资格。换句话说，子贡把个人财富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了慈善与教育的并行不悖。 子贡提出了“博施济众”的概念：如果能够广泛地施舍给百姓并且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这该有多么美好啊？孔子回答说：“这就可以算得上是圣人了！尧、舜这样的人还为此感到苦恼呢。”朱熹补充说：“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想做的事情吗？只是供养民众的物品不足罢了。”经济条件限制让仁德显得更加崇高。 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指出儒家的仁爱从近到远逐渐延伸；而子贡却反其道而行之，“博施济众”成为中国最早系统的慈善理念。南怀瑾评价说：“子贡问的问题都是切中要害，并且触及到孔子思想的核心点。” 范蠡常常被视为“中国首善”，但现在看来应该是“双子星”。《史记》中记载范蠡三次积累千金并将其分散给贫穷的亲戚朋友；而子贡则通过商业版图和慈善情怀并肩而行。春秋时期虽然没有现代基金会，但已经有了“经商—散财—再经商—再散财”的循环模式。 孔子和子贡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李零调侃说：“好礼大概就是做慈善吧。”历史上的“士”把品性当作生命来看待，是道义、气节和礼仪的总源头。历史证明，“士”是政府慈善的执行者、宗族慈善的组织者和个人慈善的垂范者。 李零先生调侃说：“好礼大概就是做慈善吧。”他认为“士”把品性当作生命来看待，是道义、气节和礼仪的总源头。历史证明，“士”是政府慈善的执行者、宗族慈善的组织者和个人慈善的垂范者。 历史把聚光灯打在子贡身上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儒商传奇，更是一位用财富回答时代考题的先行者。春秋时期虽然遥远但星光灿烂：富而好礼、博施济众、士不失心——三把钥匙依然开启着今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