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桐庐七里泷的峡谷间，严子陵钓台临江矗立，该景象与清代学者陈玉璂在《富春山记》中的记载高度一致。学界之所以对“富春”概念时有混用，根源在于将政区名称与地理专名混为一谈。史料显示，富春县名自秦代设立后多次更改：西晋为避郑太后讳改称富阳县，五代吴越时期一度复名，后逐渐定型为今天的富阳区。但对应的考据表明，这些行政沿革并未改变富春山作为地理实体的指向与归属。元代画家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明确将钓台胜景与桐庐相连，其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基础，正是桐庐段富春江的峡谷地貌。
县名更替记录的是治理格局的变化，山水地标承载的则是更长久的文化记忆。富春山之所以“名在桐庐”，并不取决于某一时期的行政称谓，而是由地貌实体与历史叙事共同确立的稳定坐标。把概念讲清——把证据用足——把文化阐释做实，才能让山水不止可观，更可读、可信、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