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条江被“分成两半”，治理一度陷入推诿困局； 鳌江是浙江南部重要水系。长期以来，其下游近20公里河段因水流地貌与行政区划交织，形成“一江两岸分别管理”的局面：北岸与南岸分属不同辖区，河面漂浮物随潮汐来回移动，污染物交界水域反复聚集。由于责任边界不够清晰、资金投入渠道分散，河道保洁和污染治理容易出现“都认为重要、却难以落地”的情况，一些交界水域甚至成了监管薄弱点，影响流域生态安全和群众直观感受。 原因——边界叠加“外部性”，导致责任难落实、成本难分摊。 河湖治理具有典型跨界外部性：一地投入、两地受益；一地松懈、全域受损。鳌江“分段分岸”的管理特征让矛盾更突出——漂浮垃圾不会按行政边界停留，只靠一侧治理难见成效；保洁、转运、处置等环节如果缺少统一标准，也容易出现重复投入或“多头管理、无人兜底”。同时，上游工业和养殖排放、岸线利用无序等问题叠加，一度出现“水里捞、岸上排”的循环，水环境改善缺少稳定支撑。 影响——若不打通协同机制，治理成效难以持续。 鳌江水质若长期在低位徘徊，不仅影响下游入海口生态与沿岸人居环境，也会推高区域治水成本，削弱产业转型和城乡品质提升的基础。更关键的是，跨界河流若缺少统一规则，容易形成“责任洼地”，阶段性整治难以固化为长效，群众对治理的信心与参与度也会受影响。 对策——以制度化共治为牵引，形成“算得清、管得住、可持续”的闭环治理。 一是以方案固化责任，把“糊涂账”变为“明白账”。 当地以干流保洁方案为抓手，逐项明确目标、职责、责任区、工作要求和经费保障，细化到水域面积和年度预算，并按水域面积比例确定分摊机制，推动跨区域从“各管一段”转向“共同算账、共同担责”。资金由对应的财政按约定直接拨付至共管账户，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执行速度，为跨界河道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做法。 二是以市场化运维提升专业化水平，推动保洁从“临时应对”走向“常态运行”。 在统一标准下，河道保洁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力量，将作业频次、清洁标准、河面障碍清理等写入合同，明确“每天至少打捞一次”等可核验要求，以企业化方式保障保洁稳定运行。同时，构建“村级收集、镇级管理、集中转运”的处置链条，打通“打捞—清运—处置”全流程；病死动物等特殊废弃物实行单独收运并限时无害化处理，降低二次污染风险，减少“今天清、明天漂”的反复。 三是以督查考核压实末端执行，让数据和结果成为“硬约束”。 治理效果最终取决于落实。当地把日常巡查、飞行检查与阶段性考核结合，形成高频监督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与合同支付、奖惩兑现挂钩，强化约束。同时将作业安全纳入同等考核，明确救生装备、操作规范与违规处罚，推动安全生产与水域治理同步达标。 四是坚持水岸同治、源头减排，补齐水质改善的根本短板。 水环境治理不能只盯河面，更要抓岸上减排。当地推进产业整治与结构优化，压减高污染环节；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提升处理能力，为流域污染削峰兜底；对养殖污染开展清理整治和“一场一策”改造，推动粪污资源化利用，减少直排入河。通过“控源+截污+治理”组合措施，形成河道保洁与源头治理相互支撑的格局。 前景——从“一时变清”到“长期清澈”，跨界共治仍需向更高水平迈进。 监测数据显示，鳌江重点断面水质在两年多时间内实现从劣Ⅴ类到Ⅲ类的持续提升，氨氮等指标明显下降，低溶解氧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跨界交接断面“黑帽子”逐步摘除。面向未来，巩固成果仍需在三上持续加力：其一，完善跨区域联席协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监测数据、执法线索、污染溯源协同联动；其二，推进保洁、管护与设施运维标准化，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和汛期漂浮物激增的能力；其三，持续推进产业绿色转型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减少反弹和新增压力，推动水质稳定达标并向更优等级提升。
跨界河流治理难在“边界”，成在“协同”；鳌江的变化表明，生态治理既需要看得见的清理整治，也离不开制度衔接和责任闭环。把权责划清、把资金落到位、把标准定明确、把源头管住，才能让河流清澈不再依赖“突击式整治”，而成为可持续的治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