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普及化之后，结构性矛盾凸显。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规模持续扩大，已形成世界最大高等教育体系之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655万人，毛入学率达59.6%，总体上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与规模扩张相伴的，是类型结构的阶段性错配：研究型大学数量和培养规模占比较小，而高职院校在机构数量和招生规模中占比偏高，呈现“顶部陡峭、底部沉重”的结构特征。研究指出，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占比不足5%、招生规模占比不足6.5%，优质资源供给相对紧张。 原因——快速扩张形成路径依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未同步调整。分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规模扩张具有明显的“追赶式”特征。在大众化阶段，高职教育承担了快速扩容的重要功能，形成了以扩大入学机会为导向的增长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上升，原有以数量扩张为主的供给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同时，优质高校资源的增量释放、研究型大学的体系性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诸上，仍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供给与政策协同。 影响——既关系教育公平，也关乎创新体系与产业竞争力。研究认为，从教育系统内部看，类型结构失衡会加剧优质资源稀缺，引发升学竞争压力，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机会公平，也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规模化培养与高质量成长。从经济社会发展看，当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增强时，研究型大学规模偏小、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将制约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此外，技能型人才培养若停留相对初级水平，也难以满足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与数字化转型对高技能人才“提质扩容”的新要求。结构问题的本质，是人才供给层级与经济社会需求层级之间的错位。 对策——扭转增长模式，扩大优质供给，推动结构重心上移。研究在梳理美国等高等教育先行国家的演进规律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后，类型结构往往会发生显著调整：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大、结构重心上移，以更好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高层次人才需求。以美国为例，2005年至2020年间研究型大学数量明显增长，而社区学院数量和占比下降，反映出普及化阶段教育体系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加厚”。因此，研究结合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GDP等指标，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2035年类型结构进行预测并提出优化目标，核心指向是：尽快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形成更契合高质量发展的普及化结构。 具体路径上，研究建议从“增量优化”和“存量提质”两端发力：一上，稳妥扩大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的覆盖面，通过增加“双一流”高校数量、扩大校均培养规模等方式，提升研究型人才培养与高水平科研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推动高职教育由“规模支撑”向“质量引领”转型，强化与新产业、新职业、新技术的衔接，提升培养层次与适配度，避免低水平重复扩张。与此同时，应更推动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完善分类发展、特色办学与质量评价体系，使不同类型高校各展所长、相互支撑，共同服务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 前景——面向2035，结构优化将成为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支点。研究认为，2035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优化不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再平衡”，更是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性安排。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高技能人才需求将同步增长。通过扩大高水平供给、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完善类型分工与协同机制，我国有望形成更适应高质量发展、更能支撑原始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普及化高等教育新格局。
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既是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如何平衡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将直接影响改革成效。此转型的成功实施，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