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在1472年七月初九发布了一道命令，把翰林院检讨李昊派去做了南京礼科给事中，又把翰林院待诏王相派到南京国子监担任学录，中书舍人独孤高和胡琛也被安排去当光禄寺署丞。这几项职务虽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但还是在史书中留了一笔，因为《明实录》通常不收录琐碎小事。不过这时候的官员权力其实不大，翰林院检讨和南京礼科给事中只是七品官，待诏和南京国子监学录更是从九品。除了这两个人多少因为是进士出身有点话语权，其他官职其实也就是个好听的名头罢了，中书舍人甚至连普通儒生都能做。 到了1473年二月，宪宗又发了话，给进士徐霖和张宽任命为翰林院检讨，董亮、王相当待诏，独孤高、胡深做中书舍人。这几位全部被派去给忻王当侍讲官。侍讲官的主要任务是帮忙组建亲王的班底，教育亲王反倒是其次的事。按规矩说，翰林院检讨以后可以升到王府长史，待诏可以转做王府纪善，中书舍人能去审理所任职。以前明朝的藩王权力很大，王府长史的位置也挺重要；但自从明成祖三代以后开始削藩，藩王的实权基本都被剥夺了，长史这个职位也就只剩下养老的作用了。 对于那些刚考上进士的人来说，王府的职位看着光鲜亮丽，但其实没什么发展前景，很多人宁愿去地方上磨炼几年也不愿意进王府养老。毕竟皇恩浩荡，皇帝的命令不能违抗。比如在1466年八月，进士周鉴因为不想去王府当官被弹劾除名了。张宽当时虽然也被分到忻王那儿当侍讲官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他是湖广襄阳人，在1466年的丙戌科考中名列三甲最后一位，自知能力没发挥出来，就悄悄琢磨着怎么脱身。 机会很快就来了：荆襄地区流民闹事不断。张宽主动提出要跟着都御史项忠去平定叛乱好立功。荆襄这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一直都不太好管。1465年三月刘通、石龙等人起兵造反被镇压；到了1470年十月李原又带着流民闹事了，项忠被派去当总督军务带着张宽去平叛。张宽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好的策略很受赏识，于是就脱离了王府官职去干实务了。 1471年三月李昊被派去给忻王读书当侍讲官；结果到了1472年二月二十四日忻王朱见治就去世了才15岁。史书说他天性孝顺友爱不爱戏弄人性格宽厚端正。宪宗因为这层关系赐给了侍讲官李昊和他的家人一些特别恩典放松了些礼节限制。 朱见治没来得及走出诸王馆的大门（就去世了），忻藩的班底也就没正式组建起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文章开头会出现那种场景（有人宁愿从军也不去当侍讲官）。虽然张宽一开始被迫进了王府但因为跟着项忠平叛立了功最终脱身了还升到了正五品的云南按察佥事这个位置。可惜他后来的仕途不太顺因为行为张狂犯了错误和违法的事被流放到柳州卫充军成了仕途上一段比较有故事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