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史》的记载，一段关于朱元璋与一匹白马的故事在明初官场和文化圈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不是民间传说，而是确切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异域贡献的重视，以及古代中国对优良马种的追求。 这匹白马的来源值得注意。洪武四年（1371年），位于四川的大夏政权向朱元璋进献了十匹骏马作为贡献。其中一匹白马凭借其独特的体型和气质引起了皇帝的关注。根据当时文臣宋濂的记载，这匹马身长十一尺，首高九尺，尾高七尺，站立时距离地面近三米。从体型比例来看，这匹马的身材确实异于常马，具有明显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匹马的驯化过程极为艰难。初到朱元璋身边时，它性格暴躁，不容许任何人靠近，更不用说给它戴嚼子或备鞍子。据记载，这匹马只要有人接近就会两条后腿站立起来，身高可达四米，嘶鸣声能惊吓其他马匹，甚至令人生畏。面对这样一匹难以驾驭的异域骏马，朱元璋并未选择放弃或强行压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驯化策略。 朱元璋的驯化方案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思想认识。他认为这样的"天生英物"必有神灵庇佑，不听人言，也应该听神言。因此，他下令先祭祀"马祖神"，以求得神灵的帮助。随后，采取了物理压制的方法——用口袋装了四百斤砂子压在这匹马的背上，然后命人骑着它在御苑中反复奔跑。这种结合信仰与实践的方法最终奏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匹桀骜不驯的白马逐渐被驯服。 驯化成功后，飞越峰的表现令朱元璋大为满意。洪武四年秋八月，朱元璋骑着这匹白马前往清凉山祭月。整个过程中，这匹马表现出了卓越的品质——跑得又快又稳，如同"蹑云而驰，一尘弗惊"，完全符合皇帝对坐骑的期许。朱元璋欣喜之余，立即赐名"飞越峰"，并命画师绘制其肖像收藏于宫内。该举动表明，朱元璋已将这匹马视为不仅仅是坐骑，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和政治资产。 这匹马的身世来源引发了当时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考证。同行祭月的文臣宋濂撰写了《天马赞》献给皇帝，其中详细考证了飞越峰的出处。宋濂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古就以出产良马著称，其中罗鬼国（今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出产的骏马尤其优良。根据当地传说，该地区在两山之间有一处名为"养龙坑"的地方，坑下藏着蛟龙。每到春季，当地人会选择优良的母马拴在坑畔的柳树上，等待蛟龙出现。在"云雾晦冥"的神秘氛围中，蛟龙会与母马交媾，生下的后代就是优良的龙马。宋濂通过考证史籍，认为这一传说并非虚妄，汉代就有"神马出渥洼水中"的记载，足以证明这种龙马的存在具有历史依据。 飞越峰应当就是源自养龙坑的龙马。这一身世设定带来了这匹马神秘的色彩，也提升了它在朝野的地位。宋濂在文中将飞越峰的出现与朱元璋的德行相联系，认为正是皇帝的"大德"吸引了这样的异域奇马。他引用古籍记载，说朱元璋统治下，"日之所出，日之所没，无不梯山航海、献贽奉琛"，四方各国的奇珍异兽纷纷来献，飞越峰的到来正是这一政治秩序的自然结果。在宋濂的笔下，飞越峰与历代帝王的名马齐名，成为了朱元璋统治正当性的一种象征。 这匹白马在明初文化中的影响力持久而深远。除了宋濂，后来的著名文人杨慎也为其作诗。杨慎生于1488年，卒于1559年，他撰写《养龙坑飞越峰天马歌》时，距离飞越峰被驯服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多年。杨慎在诗中写道："飞越峰名自天锡，骏骨虽朽名不磨。至今百七十岁时，山头犹有养龙池。"这说明经过一个多世纪，飞越峰的故事仍然在民间流传，其英名在有明一朝的影响力持久不衰。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飞越峰的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异域文化和物产的认识。通过这匹马的驯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如何将宗教信仰、实践智慧和政治象征有机结合，将一匹难以驾驭的异域骏马转化为帝权的体现。同时，文人墨客对这匹马的描写和传颂，也展现了古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何通过文化创作来强化统治者的权威，以及他们对异域物产的想象和理解。
一匹马的名声之所以能穿越时空，并不只因其“骏”，更因其被置于礼制实践、政治整合与文化书写的交汇处。“飞越峰”从难驯到可乘，从史书到诗篇，映照的是新兴王朝将多元资源纳入统一秩序的过程，也提醒我们读史不仅要被故事本身吸引，更要追问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时代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