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深化，数据产业升级、公共治理和科技创新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突出。但在实践中，数据要素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仍不顺畅：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数据共享心存顾虑，出现“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政务数据开放利用推进不均衡，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协同成本较高；数据交易和产品供给仍偏基础，难以支撑高质量应用落地。 （原因） 一是制度层面的基础规则仍待完善。确权、定价、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缺少成熟、可复制的操作路径，导致数据供给方权责不清、动力不足，数据使用方预期不稳、合规成本较高。二是技术与合规之间存在“衔接”问题。隐私计算、区块链、数据脱敏、数据沙箱等技术为实现“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提供了手段，但各地方案和标准不一，评价口径与审计方法不统一，影响互联互通和规模化推广。三是公共数据管理仍需加强统筹。数据目录不够完整、更新不够及时，共享范围和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导致部分高价值公共数据难以形成稳定供给，也影响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利用。 （影响） 若上述堵点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在三上形成制约：其一，公共服务与治理效能提升空间受限，跨部门业务协同、精细化治理难以利用数据支撑作用；其二，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数据燃料”供给不足，制约模型训练、产业链协同、精准营销、风险控制等场景深化；其三，市场化配置效率偏低，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释放。同时，缺乏统一规则与可信流通机制，还可能带来合规风险与隐私安全隐患，影响社会信任。 （对策） 围绕“安全与发展并重”，程伟提出从制度、标准、平台能力和产品供给等合力推进。 制度建设上，他建议加快完善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运行的落地路径，明确权利边界与责任义务，提升数据供给侧的可预期性和积极性，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基础。 标准体系上，他提出加快健全政务数据安全合规评估等标准，推动建立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分布式数据目录体系，明确共享范围、责任主体与更新时限，形成全国政务数据“统一台账”式管理能力，降低跨层级共享门槛，提高公共数据供给的可用性与稳定性。 基础设施与平台能力上，他建议支持具备安全资质的电信运营商、科技企业和专业机构参与建设第三方可信数据流通服务平台，综合运用隐私计算、区块链、数据沙箱等技术，形成“可信托管、合规流通、全程可追溯”的能力，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与安全水平，拓展产业落地场景。 产品与服务供给上，他主张鼓励数据持有方与数据服务商协作，将原始数据加工为标准化、模块化、场景化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如分析报告、指数产品、模型接口等，以“产品化交付”替代“原始数据搬运”，扩充高价值数据供给，并合规框架下建立可持续的收益分配机制。 在公共数据开放上，他强调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前提下，推动各级政府依托统一平台或授权平台有序开放公共数据资源，促进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可信融合，形成“开放—应用—反馈—治理优化”的循环机制。 （前景） 从趋势看，数据要素进入“更重规则、更重安全、更重效率”的阶段。随着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推进，围绕确权登记、目录管理、合规评估、可信流通平台等关键环节的制度供给有望加快落地。业内普遍认为，若能在统一标准下实现数据“可流通、可计量、可追责”，并通过产品化、服务化提升供给质量，将推动数据要素向更高层级配置，带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与新业态新模式成长，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速的背景下，建设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已成为关键议题。程伟代表的建议既关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强调可落地的技术路径，体现出对发展规律的把握。随着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打通，数据要素更顺畅地流动起来，将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强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