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段故事，还得从1938年10月那场武汉会战说起，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彻底碎了，咱们中国的战场也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高层这会儿明白了，光靠阵地战不行了，得搞游击战，这也是把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关键招数。蒋介石听了朱德的建议，决定办个训练班教大家怎么打游击。 1939年2月，南岳衡山的七十二峰翠色欲滴，大家都没想到，在集贤峰侧的白龙潭边上，居然搞起了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这地方现在还能看见青砖灰瓦呢，到处都是烽火的印记。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这次合作，立马派了叶剑英团长带着30多个有实战经验的教官和工作人员去了南岳。临行前，毛主席给叶剑英打气说：“去吧，把咱们这一套道理讲给他们听。”这哪里是讲课啊，分明是为了民族大义在实实在在出力。 到了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在南岳圣经学校开学了，全国各地来了上千名学员。当时这群年轻人眼神里肯定全是求知若渴的劲儿。咱们来看这机构设置就知道双方多齐心：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和陈诚是副主任，汤恩伯是教育长，叶剑英干副教育长。 虽然是协助的身份，但中共代表团把教学这块活儿扛了起来。他们当时手里没教材，叶剑英就带着大家编写《游击战术讲义》，里头全是毛泽东那一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有人怕话说太透不好办，叶剑英却斩钉截铁地说：“必须毫无保留地讲！” 最受欢迎的是叶剑英讲的《游击战概论》。他拿“鱼水关系”打比方：“游击战离不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法打了。”那时候教室挤不下人，只能搬到礼堂和操场去。两小时讲完了，大家都不让走，非得再让他讲五分钟不可。 中共教官搞的是“教、学、做”三合一的法子。既要管纪律教技能，还要带着大家去做民运工作。平时搞演习学伏击战术，这时候大家朝夕相处久了，国民党学员也被中共教官的“抗战到底”信念给感染了。有人主动找中共教官谈心，甚至有人心里想的全是八路军、新四军打鬼子的事儿。 1939年4月，周恩来也来了。他是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来的，连着两晚给学员们作报告，把“抗战必胜”的信心传递了下去。 从1939年2月一直办到1940年3月，这训练班一共搞了三期。可惜后来国民党那边对咱们的限制越来越多，第三期结束后咱们就撤离了。 但这事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三期下来培养了3000多名骨干力量。浙江学员在杭嘉湖平原那边打仗特别厉害；衡山本地的青年回了老家搞敌后游击队；还有个叫郭雪萍的秘密党员毕业后还在给八路军、新四军传情报，最后1941年被害的时候还喊着“抗日必胜”。 合作不仅给前线送去了人才，也改变了不少国民党学员。顾伯瑜、程鲁、吴众这些人后来都脱离国民党部队加入了中共抗日队伍。 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虽然有合作也有斗争、有团结也有分歧，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促合作、以合作保抗战”。这个训练班不仅给前线输送了骨干力量，更是让“团结”变成了大家的共识。 现在想想，虽然80多年过去了战火早停了精神却没褪色。南岳游干班存在的时间虽然短得可怜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见证。当时国难当头咱们共产党为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全力以赴展现了革命大党的胸怀和气魄。 到了今天一切为了人民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泉这是咱们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