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城保护与文旅发展叠加，治理需求更趋复杂。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和重要旅游目的地，平遥古城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集中，传统街区空间承载有限，消费纠纷、经营争议、旅游秩序维护、食品安全与价格规范等问题易在旺季集中显现。
同时，推光漆器、平遥牛肉、传统剪纸等非遗项目与文创、民宿、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知识产权界定、品牌使用、合同履行、劳动用工和网络营销合规等法律风险增多，若处置不及时，可能引发连锁性社会治理成本上升。
原因——多元主体并存与规则边界交叉，要求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
古城内商户类型多、经营方式多样，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组织参与等环节各有侧重，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执法与解纷的衔接空档；一些纠纷兼具民事、行政乃至治安管理因素，单一部门难以“一次性化解”。
此外，非遗产品的工艺传承与市场化扩张同步推进，品牌保护意识和合同规范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侵权、仿冒、预付消费、委托加工等问题更易发生。
治理要见效，关键在于把法治资源嵌入基层网格和产业链条，形成前端可预防、中端可联动、末端可闭环的制度安排。
影响——法治供给提质增效，有助于稳秩序、护传承、促发展。
此次走访交流中，古城文化保护法庭突出司法职能前移、服务下沉的导向，与古城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位强化协作，着力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推动实现“小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
这一做法有利于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诉讼增量与社会对抗成本；也有利于通过典型案例指引和普法宣传，提升商户守法经营与游客依法维权的预期稳定性。
对非遗与特色企业而言，司法服务的精准对接可在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管理、文旅产业合规等环节形成明确预期，促进“守法经营—品牌增值—市场扩容”的正向循环，为古城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底座。
对策——以协同机制为牵引，形成“司法+行政+行业”治理共同体。
其一，完善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机制。
围绕古城保护、旅游秩序、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推动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明确线索移送、联合研判、分级处置和结果反馈的流程，减少重复执法与推诿成本。
其二，做实多元解纷平台建设。
依托基层司法所、派出所等力量，把调解、行政执法、司法确认等工具统筹运用，提升纠纷一次化解率与群众获得感。
其三，强化法治宣传与案例指引的场景化供给。
结合古城商业街区、景区入口、游客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定期开展法律咨询、以案释法与合规提示，把普法嵌入旅游消费与经营管理的关键环节。
其四，面向非遗与文旅企业提供分层分类服务。
针对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民宿经营者等不同主体，围绕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委托加工、网络营销、劳动用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提供定制化指导，推动企业在合同文本、授权使用、质量标准与争议处理条款等方面提前“补课”，把风险挡在门外。
前景——以法治护航古城可持续发展，推动治理现代化与产业升级同向发力。
随着文旅消费持续回暖与新业态不断涌现，古城治理将更强调精细化、协同化、法治化。
平遥县古城文化保护法庭此次走访所释放的信号，是把司法服务从“办案中心”向“治理中心”延伸，把法院职能嵌入古城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键链条。
下一步，若能在联动执法、协同调解、信用约束与行业规范等方面持续完善制度供给，并以可复制的机制固化经验，有望形成兼顾文物保护、旅游秩序与营商环境的治理样板，为古城“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支撑。
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
司法机构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延伸职能触角、强化部门协作，正在成为古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这一探索不仅为平遥古城注入了新的法治动能，也为全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法治护航下，平遥古城必将在传承优秀文化、发展特色产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道路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