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灭楚之战的胜利曾一度令朝野上下欣喜若狂。君臣们意气风发，自信再下一城便可一统天下，朝中宠臣更是野心勃勃，提前规划起未来的权力分配。然而，这场看似完美的军事胜利，却在战后逐渐暴露出若干深层次的治国难题。 从战略决策层面看，南唐汲取了灭闽战役的教训。上次灭闽之战，由近臣统兵导致惨败，这次灭楚南唐改派职业将领边镐出征。这个调整在短期内收效显著，边镐初期颇得民心。但问题在于，南唐中央对湖南地区的控制力量仍显不足。朗州武平军节度使刘言虽名义上未真正归顺，却因南唐军力强大而暂时保持观望。这种局面与东汉末年淮南军阀袁术的困境相似：表面上兼有江东、吞并大片地盘，实际上民心未稳、内部潜藏隐患，随时可能翻盘。 权力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心流失成为了主要症结。南唐将楚国财宝悉数运回金陵，而驻守湖南的军队则需依靠当地征收租赋维持生计。这一政策直接伤害了刚刚归降地区的民众感受，也激怒了为南唐效力的原楚国将领。投降南唐的中原将领孙朗、曹进因钱粮被克扣，甚至在大年初几乎策反边镐，企图夺取湖南并投靠中原势力。虽然边镐警觉及时，阻止了这场内变，但孙朗随后投奔朗州，进而鼓动刘言手下的实权派王逵对湖南发起夺取。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说明，仅有军事胜利而忽视占领区的经济建设和人心所向，最终只会事与愿违。 地方势力的膨胀与中央权威的相对削弱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变化。周行逢作为湖南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在南唐灭楚后的六年间权势日隆。虽然中央派驻了行政官员和检校官职，但这些官僚往往沦为摆设，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周行逢手中。前策府学士徐仲雅因拒绝效力而被流放，僧人仁及虽然获得信任参与军务，却因权势过大而逐渐腐化。这些现象反映出南唐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能力存在严重不足。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行逢的权力交接安排。临终之际，周行逢决定将权位传给年仅十二岁的长子周保权，意图仿效楚国世袍制建立世袭政权。同时他还试图通过遗策联系唯一还活着的老同志张文表，为儿子的权力继承提供支撑。这一安排虽然反映了周行逢对家族延续性统治的期许，但一个幼童节度副使能否在复杂的地方政治中保住权力，却成为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更广的视角看，南唐灭楚战争的胜利并未如预期那样推进全国一统的进程。南汉势力对楚国遗产的觊觎，使得南唐虽然军事上占优，却未能获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同时，南汉、北方中原势力对湖南地区的争夺也在持续进行，南唐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南唐灭楚后的经历说明，历史上的成败往往不取决于一场胜仗，而取决于战后能否用制度安顿人心、用秩序降低不确定性。扩张带来的不仅是土地与人口，也意味着财政、军政与社会治理的连锁压力。对任何试图以武功换取版图的政权而言，若无法同步完成从“夺取”到“治理”的转变，短暂的昂扬终会被更复杂的现实拉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