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学术界又把王显恩先生在1936年出的《大学生素描》翻出来了。这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民间文艺研究先驱，在这本书里把当时的大学校园画得活灵活现，看了让人心里一惊。王显恩这个人挺有意思，他不光写书，还是个行动派，1932年编的那本《中国民间文艺》教材，把民间文学资源梳理得清清楚楚，后来郑振铎写《中国俗文学史》，还得拿这个做底子呢。他还搞汉字改革，1939年就在《文学研究》上发表文章，主张简化汉字、减少用字数量。他反驳那种“汉字是象形字不能改”的说法，说象形字在汉字里本来就没几个，而且早就变样了，这全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容易读书认字。 这位先生长期在大学里教书，心里装着社会，对当时的风气很不满意。他在书里用那种有点夸张的漫画笔法，画了很多校园里的怪相：有些学生在操场上活蹦乱跳的，一进教室就趴着睡大觉；一到考试就浑身发抖；天天嚷着要救国救民，课本却从来不翻；把交朋友当成炫耀的资本，有的甚至跑去打听哪个社团的女生多不多。老师队伍里也有混日子的，就把这当升官发财的跳板。他把大学比作个“麻面女郎”，外面看着光鲜亮丽（指漂亮的建筑设备或者响亮的口号），里头全是毛病，很容易把那些满怀理想的年轻人给带歪了。 书里写考场的那个场面最是辛辣。考场外面排着二三十辆小汽车，司机都等着伺候那些没车没法出门的少爷小姐；会客室里的家长打扮得五花八门；高年级的男生还在那帮忙呢，心思全在偷看女考生长什么样；宿管回答说“人倒是不少……不过多长得不咋地”，还解释说“漂亮的早就有主了，要么嫁人要么忙着预备了”，这几句话里其实藏着对当时女人命运的无奈和讽刺。 王显恩在书里还叹了口气说：“大学生啊，横竖都是死：有的在场上跑死，有的在床上睡死，有的在图书馆读死，有的在实验室忙死，还有的谈恋爱谈死。”这话听着虽然有点狠，其实是在说大家顾不上读书、娱乐、感情和健康了。他甚至调侃有些学者的书就出了上卷没有下卷，暗示研究老半途而废。 不过他这么骂也不是要彻底否定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正因为他对大学抱有太高的期待，才会那么着急上火。那时候国家危在旦夕，“救国”和“启蒙”是时代的主调。在他眼里大学本该是个干净的地方，能培养人才、做学问、领着大家走正道，可现实里的浮躁、功利和不公平现象太刺眼了。1934年他发的《我们的大学》这些文章里更是充满了愤怒。这就是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时那种急切的叫喊，背后全是为了咱们民族的将来操心。 这位先生用研究民间文学的那股子细致劲儿和当老师的责任感，给民国大学留了一幅素描。虽然他的话里有那个年代的局限和个人情绪的痕迹，但他挑出的学风问题、师生的心态还有教育跟社会阶层的关系，到现在都还有意思琢磨琢磨。回头看看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拿过去跟现在硬比照着看，而是想弄明白教育发展到底有多复杂。大家要记住那些前辈对国家前途、学术真心实意的那份期盼。现在咱们搞高等教育还要继续往深里走，怎么把学风抓扎实、守住初心、平衡好理想跟现实的关系？王显恩那种近乎“挑刺”的眼光，在历史的深处给咱们提了个醒、指了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