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一位名叫卫礼贤的德国汉学家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后来的德国驻华使馆科学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5年，把《论语》《道德经》等经典陆续翻译给西方世界，成了“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到了1926年，他在《中国心灵》里吐露心声，说中国人的心灵文雅且冷静，希望它永远不会失去。 1914年以后，欧洲陷入了精神迷茫。罗素这位英国哲学家在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应梁启超之邀访华。他回国后写了《中国问题》一书，预言中国未来会影响整个世界。罗素认为要客观看待中西文明，必须深入社会与价值体系中。 罗素结束访华后不久，卫礼贤也重返中国。他对中国哲理思想愈发领悟，提出要综合东西方文化。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以“钟情与推许”的态度来看待中国。 梁启超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当时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罗素访华是为了诊治欧洲文明的良方。他的书开头就预言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整个世界。 罗素指出不要因为偏见而低估不同的文明。卫礼贤则认为中国文化展示了追求和谐的理想。 罗素和卫礼贤的书写与论述都基于实地游历经验。他们的认知脉络从猎奇想象转向了理性观察。 西方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认识论凌驾于客观真理之上。中西文化要在知识的基础上讨论差异。 这些先行者向西方重新“发现”了一个被遮蔽的中国，敏锐洞察其思想体系对现代文化的镜鉴作用。 这个时期的“中学西传”卓有成效，一方面摒弃了“以西方为方法”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提倡基于实地考察的比较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