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演练“声势大、兵力小”，重点政治信号与规则叙事 2024年春季，美日澳菲宣布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演练。从公开画面看，参演舰艇数量不多，吨位与能力配置差异较大，整体更像编队训练和海上协同展示，而非高强度联合作战演习。尽管规模有限，对应的活动却被放在聚光灯下，强调“首次”“联合”“在南海”等叙事，意在对外传递信号：域外力量将以盟伴体系为支点持续介入南海议题，并试图将其包装为“常态化存在”。 中方有关上此前已明确表示，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掌握。舆论普遍认为，这既表明了对态势的研判与掌控能力，也表明中方反对以军事方式制造紧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一贯明确。 二、原因：域外力量调整介入方式，盟伴强调“分担成本、叠加效应” 其一，美国推动盟伴“前出部署”的趋势更为明显。近年来，美国在所谓“印太战略”框架下强化同盟体系运转，通过联演联训、前沿驻训、情报共享和后勤互通等方式，降低自身直接投入压力，让盟友与伙伴承担更多地区行动成本，同时维持对热点海域的牵引力与影响力。 其二，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快安全角色外溢。日本持续推进防务政策调整，强化与域外伙伴的行动协同；澳大利亚则通过多边军演与装备合作提升远海行动能力。两国一上希望地区安全议题上扩大话语权，另一上也借同盟安排更深嵌入美国主导的行动链条。 其三，菲律宾在国内政治与外部倚重之间摇摆。菲律宾希望借外部力量为其在海上争议中的立场增加背书，但同时受到地区经济合作需求、海上安全风险以及国内民意分歧等多重约束影响。因此，其对外安全合作呈现“提高声量、强化绑定”的倾向，客观上为域外势力介入提供了着力点。 三、影响：低强度、高频次的“存在”推高风险，外溢效应不可忽视 首先，联合活动增多更易引发误判与误操作。单次演练规模虽有限，但多方舰机在敏感海域高频接触，叠加侦察监视、伴航跟踪等行为，会提高海空意外事件发生概率，风险呈累积上升。 其次，“小多边”机制可能挤压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空间。以四国联合演练为开端的机制化安排，容易将南海问题外部化、阵营化，把原本应由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管控分歧的议题推向对抗轨道，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框架与协商氛围。 再次，协定与制度安排提升行动便利度，可能带来更深层介入。2025年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重点在于简化人员入境、装备进出、联合训练与后勤保障等程序。协定一旦进入实操阶段，将明显提升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及周边海域行动的可达性与持续性，为其更深介入南海事务提供制度支撑，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军事平衡变化的担忧。 四、对策：坚持对话管控分歧，反对外部搅局，完善危机管控机制 一要坚持地区国家主导的治理路径。南海和平稳定关乎本地区共同利益，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域外国家不应借“自由航行”“联合演练”等名义强化军事存在、放大矛盾。 二要推动规则与机制建设取得实效。继续完善海上危机管控沟通渠道，推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机制在地区更规范执行，降低擦枪走火风险；同时进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制度化安排增进互信、管控分歧。 三要提升综合维稳与应急处置能力。对高频抵近活动保持必要的监测与预警，依法依规开展海上维权执法与安全保障，提升联合搜救、海上事故处置与应急沟通效率，形成更可预期、可管控的安全环境。 五、前景：外部介入或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地区国家需保持战略定力 从趋势看，四国联动可能继续以“低烈度、常态化”的方式推进，包括小规模联演、轮换访问、港口靠泊、人员交流与后勤互通等；在政治层面，也可能通过联合声明、所谓“安全承诺”和舆论叙事更强化存在的合理性。随着相关协定逐步落地，域外力量的介入方式或将从“单次行动”转向“机制嵌入”，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长期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总体而言，南海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更不应被外部势力用作制造紧张、谋取地缘私利的工具。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各方特别是域外国家以负责任态度行事，停止挑动对立、制造事端。
南海稳定来之不易，任何把海域当作博弈筹码的做法，都可能加剧安全困境的自我强化。事实反复表明，靠结盟施压难以真正化解分歧，反而会放大风险、抬高成本。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与合作共赢，推动地区国家共同构建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才是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