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他把每一次下乡都当成是“小事”

听说了吗,邓克明这人真有点意思,干了一辈子基层兽医。小时候他爸妈爱研究肉兔,他也就跟着摸兔子、喂兔子,觉得挺好玩。结果97年上大学时,父母劝了几句,他就把原本报的计算机志愿改成了畜牧兽医。这一改,就把他和牲畜绑在了一起,后来还把华南农业大学给念下来了。00年他去了广州的实验室搞科研,06年又考了第一名回了汤塘镇畜牧兽医站。这一站就是21年。 回到汤塘镇那会儿,站上一共才4个人。他是个新来的大学生,连张正经的办公桌都没有。工资也低,每月就300块钱。为了糊口,他半夜3点就得去屠宰场收检疫费,或者下乡给牲口打疫苗。那时候大家穷得叮当响,一针疫苗也就1毛钱。不过村民挺认干得好的人,你要是打针利索,下次他们还来找你。 每天穿着雨鞋踩在泥地里,和街上那些穿白大褂的宠物医生不一样。邓克明有时候心里也不平衡:我们这儿最贵的狂犬疫苗也就20块钱一支,人家给猫狗打进口的疫苗一次就得200块。 这21年来条件也不好。有次农业部来飞行检查,看到那破旧的办公楼和漏雨的屋顶,他心里直打鼓:这也太差了吧?当时他就想撂挑子走人。好在领导私下里留了个电话说改革很快就来了,他才咬着牙留了下来。 后来站里被划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收入固定下来了,“不用再去拉业务”,他这才安心地蹲在猪栏里给猪崽打针。 凌晨三点起床是常事,等他们下班回家睡觉的时候,城里人才刚刚起床呢。邓克明指着猪肉皮上的蓝色检疫章说:“这就是我们发给老百姓的‘安全通行证’。” 汤塘镇光家禽就有上百万只,生猪也有8000多头的防疫任务,全靠他和同事们扛着。这几年站上的人从4个扩充到了14个,9个防治员还包片到了村。虽然看着人多了些,但背后还是他们这些人在到处跑断腿。 乡村振兴的时候要减排污染,邓克明就推广“养殖场—沼气—农田—鱼池”这种模式。 中心村里有个贫困户死活要养猪,还被村民投诉到了村委那边。邓克明只好一趟趟跑去劝:“软磨硬泡”地让他改成养鸡。好不容易才把这风波给平息了。 这21年里,他亲手给几十万头牲畜打过针。辖区里从来没发生过大的动物疫情。“成绩是写在脚印里的,不是写在纸上的。” 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断层”的问题——人才青黄不接。在岗的人有14个呢,但在编的只有4个。“年轻人谁愿意来这种小地方呢?”邓克明心里很明白。 白天忙着防疫晚上还得写论文。他在《甘肃畜牧兽医》和《农家科技》这些省级期刊上发表过3篇论文。当站长都14年了,县城也多次想要调他进城去干别的工作。 邓克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还是想守着这片土地。” 他总是把每一次下乡都当成是“小事”。 可正是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才筑起了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安全防线——平凡之中啊,也能见到伟大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