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乡村，年俗记忆往往依托一盏灯、一支队、一场巡游延续。宣城市郎溪县郎步街道经村的鱼灯，正是这样一种被岁月打磨出的民间技艺：以竹为骨、以布为衣、以彩为魂，在夜色与锣鼓间“游”出节庆的热闹。然而，传统手艺在现代生活节奏与审美变迁中，也面临如何被看见、被使用、被年轻人接受的问题。如何让“做得出来”的手艺，变成“用得上、传得下”的文化产品，成为摆在传承人和乡村文化建设面前的现实课题。 问题在于，许多民间灯彩曾长期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生产与节庆临时性使用的状态：制作周期长、工序精细，成本与收益不易平衡；展演组织依赖人力与经验，稳定性受限；同时，村落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学习与接续的人变少，导致不少地方的灯彩技艺出现“会做的人越来越少、会用的场景越来越窄”的困境。鱼灯若只作为陈设，容易失去民俗活动的参与感；若脱离传统形制，又可能削弱文化辨识度。 经村的探索，核心在于“守住手工本体、对接当代需求”。传承人王飞沿用祖辈的扎制方法：先将竹子剖成篾，弯曲搭接定出鱼形骨架，要求鱼身饱满圆润以保证视觉张力；再以布料蒙覆并绷紧，使灯体更挺括耐看；最关键的绘制环节决定神韵，祥云、福字等吉祥纹样需要一笔一画完成，容错率低、耗时长。制作周期上，小型鱼灯通常需三天左右，大型复杂作品往往需要数月打磨。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背后，是工艺标准与审美经验的积累，也是传统技艺的价值所在。 原因层面看，鱼灯能够在当下焕新，一上得益于传承人对“可观赏性”与“可展演性”的同步考虑。过去灯彩多以烛火为光源，观赏距离有限、稳定性受风影响较大。如今光源与结构表现上进行改良，让鱼灯更明亮、更易于巡游与队形配合，既保留传统外形与手绘纹样的文化辨识度，也增强了现场传播力。另一上，鱼灯与龙灯的联动展演，为其提供了稳定的使用场景：龙灯出游有固定阵法与节奏，需要数量充足、配合灵活的鱼灯共同完成“鱼龙共舞”的效果，从而形成“制作—排练—展演—再制作”的良性循环，让手艺回到民俗生活的中心。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对乡村文化而言，鱼灯不只是节庆装饰，更成为凝聚村落共同体的纽带。年节前后，从制作、绘制到排演，需要多人协作，老艺人、青年村民与返乡人员同一套仪式性劳动中形成交流与认同。对乡村经济与形象传播而言，灯彩展演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和观赏属性，能够带动节庆活动的人气与话题度，为乡村文旅提供可持续的内容支点。对非遗保护而言，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存放”，而在“使用”；当鱼灯从静态陈列走向动态巡游，技艺便有了持续迭代的土壤。 对策上，基层文化建设需要在“人、技、场景、机制”上形成合力。其一，完善传承梯队，通过师徒带教、假期研学、校地合作等方式，让更多年轻人进入工序学习，解决“断档”风险。其二，建立制作与安全标准，对骨架强度、材料阻燃、灯光电路等进行规范化，既保证展演效果，也降低活动风险。其三，打造固定品牌场景，将鱼灯与龙灯展演纳入乡村节庆活动的常态化安排，形成可预期的演出与展示窗口。其四，鼓励在不破坏传统形制与纹样体系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创新，让鱼灯既能满足传统年俗，也能适配更多公共文化空间与现代审美表达。 前景判断上，随着乡村振兴深化，公共文化供给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可持续”，像鱼灯这样的民俗技艺更需要从单点保护走向系统培育。经村鱼灯的实践提示我们：传统工艺并非与现代生活对立，只要把握住文化内核、尊重手工价值，并以更契合当代传播与参与方式的呈现，让民俗真正回到人的生活之中，就能在传承中生长出新的光彩。年节将至，当鱼灯随龙灯巡游街巷，照亮的不只是夜路，也是一方水土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珍惜。
从烛光摇曳的农家院落到流光溢彩的现代街巷，郎溪鱼灯的演变轨迹见证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这项含有世代匠心的非遗技艺，正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守正创新中续写着新的篇章。它不仅点亮了乡村的夜空，更照亮了传统文化走向未来的道路，为乡村振兴注持久的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