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线诉求集中在“政策有、落地难” 城市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有没有政策”，而在“能不能用、好不好用”。
走访中，小微企业对税收优惠“申报流程复杂、材料繁琐、缺少辅导”的反映较为突出；部分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公共服务配套不足、政策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扰。
例如，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出现充电设施兼容性不足、补贴规则理解成本高等问题；新就业群体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方面也面临合同缺失、参保不稳等痛点。
与此同时，消费端对高品质、多层次文旅产品供给的期待不断提升，供需匹配的精细化程度仍需加强。
原因——信息壁垒与制度摩擦叠加，放大获得感落差 从调研情况看，上述问题具有共同成因：一是政策文本专业性强，基层主体特别是小微经营者缺乏解读能力与专门人力，导致“看得懂政策、办得成手续”之间存在落差；二是政策执行链条较长，部门间数据共享、流程协同不足时，容易产生重复申报、反复核验等“制度性成本”；三是新业态发展快于规则供给，平台用工边界、权益保障机制、灵活就业参保模式等仍在完善过程中；四是公共服务与市场供给的空间布局、时间匹配需要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交通出行、充电网络、文旅场景打造等方面，精细化治理仍有提升空间。
影响——减损经营活力与消费潜能，制约高质量发展质效 政策执行效能不足，会直接抬升小微企业的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影响其扩大再生产与稳岗能力；在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过程中，如果新产业配套服务跟不上，可能导致用户体验下降、产业链协同效率降低；对新就业群体而言，保障缺口不仅关乎个人稳定预期，也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基层治理的韧性。
更为重要的是，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旅消费潜力释放离不开优质供给与便利服务的共同支撑，一旦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错位，市场热度难以转化为长期动能。
对策——以专业力量打通“最后一公里”，把诉求转为可操作建议 在此次全会期间，邹胜围绕“优化文旅产品供给、释放消费潜力”等方向提交提案，同时结合长期走访形成多项社情民意建议。
其工作路径较为鲜明：以专业方法梳理问题、以数据增强建议可行性、以基层走访校准政策落点。
针对小微企业“享受难”问题，他通过归纳企业反馈、分析税收数据、走访多家小微主体，提出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能的建议，推动相关部门探索推出“免申即享”等服务机制，减少企业填报负担，强化政策直达与精准滴灌。
该类做法的核心在于用数字化与流程再造降低制度摩擦，把“企业跑”转为“数据跑”，让政策红利更快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在新能源汽车政策优化方面，他在与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交流后，进一步向车企、运营单位等开展调研并形成建议，聚焦充电设施布局、兼容标准、补贴细则透明化等内容，促进政策更清晰、执行更可预期。
面向新就业群体，他通过走访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等，聚焦用工关系界定、平台责任落实与灵活参保机制完善，推动相关部门在制度衔接与服务供给上加力，提升保障覆盖面与稳定性。
对社区养老等民生议题，他持续从基层需求出发开展调研，推动更多“居家养老难”的现实问题进入政策视野。
前景——从“个案改进”走向“机制建设”，以可复制经验提升治理效能 当前，成都正处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政策供给更需注重可达性与可感性。
以“免申即享”为代表的服务创新，若能进一步在数据共享、信用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形成制度闭环，有望在更多惠企惠民政策中推广，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文旅消费方面，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未来发力点可聚焦产品体系升级、场景创新与公共服务配套协同，形成“高品质供给+高效率服务”的组合优势。
新业态治理方面，平台经济的规范发展将更依赖规则完善与协商共治，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与职业发展支持也将成为提升城市吸引力与韧性的重要环节。
邹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参政议政。
他没有把委员身份当作荣誉的象征，而是把它当作责任的承诺。
从企业账本到社会大局，从税收数据到民生脉搏，他将专业知识化为服务民众的力量，将委员身份化为履职的担当。
在烟火人间中寻找问题，在基层调研中发现真相，在政策建议中传递温度——这样的履职答卷，既有理论的厚度，也有民生的温度，值得更多参政议政者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