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黑恶势力犯罪呈现隐蔽化、网络化、行业化特点，向部分重点行业领域渗透、基层地区滋生的风险仍需警惕。农村地区社会关系熟人化、纠纷类型多，矛盾容易被个别宗族势力操纵或激化；未成年人被诱拉参与违法犯罪、充当“马仔”，甚至被迫卷入的情况，也对社会治理和未成年人保护提出更高要求。此外，个别司法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以权谋私等问题一旦出现，将削弱法治权威，影响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原因：一上，金融放贷、工程建设、市场流通等领域资金密集、链条长，若监管存盲区、规则有漏洞，容易被黑恶势力钻空子，通过“软暴力”、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等方式攫取利益，挤压正常秩序。另一上，基层治理能力不均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衔接不畅，可能导致一些问题早期未被及时发现、有效处置，为犯罪团伙坐大留下空间。此外，部分地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家庭监护与社会保护仍有薄弱环节；网络社交、短视频平台等新场景又为不法分子诱导、拉拢提供便利，增加防治难度。 影响：黑恶势力渗透基层、侵蚀行业秩序，不仅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影响项目建设与民生工程推进。对农村地区而言，一旦宗族势力与违法犯罪相互勾连，容易形成“以族压法”“以势压人”的畸形生态，阻碍乡村振兴和基层法治建设。对未成年人而言，被裹挟进入犯罪链条会带来长期人生风险和社会成本，并在校园、社区产生不良示范。更关键的是，“保护伞”问题一旦存在，黑恶势力就可能借助权力寻租获得庇护，导致案件办理受阻、治理失效，损害司法公信力。 对策：针对上述风险点，最高检在发布会上明确了2026年扫黑除恶四上工作重点，强调“打、防、治、建”一体推进。 其一，坚持依法从严惩治，保持打击黑恶势力高压态势。强化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和指导，提升办案质效；把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更严标准压实责任，维护法治权威和司法公正。 其二，完善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建设，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化落实省级检察院统一把关制度，强调案件办理做到“不漏、不凑”：既不放过应打击对象，也防止人为拔高、简单化处理，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准确，以规范办案提升公信力。 其三，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强化精准防治和源头预防。围绕金融放贷、工程建设、市场流通等易受侵害领域，加强线索甄别、证据审查和法律监督，压缩黑恶势力攫利空间；对农村地区、宗族势力以及未成年人对应的涉黑涉恶风险，强调“露头就打”，并推动治理关口前移，促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行业治理与未成年人保护形成合力。 其四，加强扫黑除恶队伍建设，以专业化提升打击治理能力。推动各省级检察院建立扫黑除恶人才库，开展常态化练兵，完善专业支撑、类案研判和证据审查能力建设，持续锻造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检察队伍，为长期治理提供保障。 前景：从“专项”到“常态”，扫黑除恶进入更强调制度化、精准化、协同化的新阶段。随着刑事检察监督不断强化、统一把关机制持续落实、重点领域治理加快，涉黑涉恶犯罪的生存空间有望更收窄。同时，未成年人保护、基层治理现代化和行业监管体系完善将成为防治工作的关键支点。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检察机关将更加注重以高质效办案带动综合治理，严格依法履职守住程序底线，在保持严打震慑的同时，把更多力量投入前端预防与系统治理，推动平安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扫黑除恶既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也是对治理能力的现实检验。最高检此次部署既回应突出问题，也着眼常态长效机制，表明了司法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担当。随着各项措施落实见效，更加清朗的社会环境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也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