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结束后的第五年，长安宫廷作出的一次封赏安排，关系到新政权的根基，其难度并不亚于当年的战场对决。《汉书·功臣表》将萧何列第一、曹参列第二，而位列21的韩信与第62位的张良形成鲜明对照——这与刘邦曾公开表示“运筹帷幄不如子房，带兵打仗不如韩信”看似相悖。细究之下，这种排序并非疏漏，而是有意为之。
功臣榜上的名次，不只是对既有功劳的记录，更是对未来权力格局的设计；萧何居首、韩信与张良位次迥异，折射出汉初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的取舍：以制度稳住根基，以平衡控制风险，以治理确立秩序。理解此排序，不在于为某个人翻案或拔高，而在于看清一个新国家真正难的从来不是胜负本身，而是胜利之后如何把功劳、权力与秩序纳入同一套规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