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威胁叙事”降温与现实压力上升并存 近期，德国政界围绕对华关系的讨论出现细微变化。默茨结束访华后国内讲话时直言，德国正面临竞争力不足的现实挑战。相比此前部分政治表态，他的措辞更强调“了解、学习与务实合作”的必要性。，在德国地方政治和产业重镇的公共讨论中，关于外部竞争的情绪化标签有所降温，企业订单、就业稳定与增长预期等更具体的议题受到更多关注。 原因——经济结构性矛盾叠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是成本与供给侧压力持续累积。德国制造业长期依赖稳定能源供给和可预期的成本结构。近年来能源价格波动推高工业用能成本，挤压利润空间，也削弱企业中长期投资意愿。二是制度性成本与效率问题更为突出。企业界普遍反映行政审批周期偏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推进不及预期，影响项目落地与产业升级节奏。三是外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关税与合规壁垒抬高，令德国外部市场拓展面临更多变量。对高度依赖外贸的德国而言，市场与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为关键。四是社会层面更强调“保就业、稳预期”。多项民调显示，民众更关注就业、物价与经济增长等现实议题，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尽量减少对产业与民生的冲击。 影响——企业选择趋于理性，中德经贸呈现“压舱石”效应 从经贸数据和企业布局看，德国工商界对华合作仍具韧性。双边贸易规模维持高位，中国继续是德国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与此同时，德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保持增长，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头部企业持续加码本地化研发、生产与供应链建设。其逻辑在于：一上，中国市场体量大、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活跃度提升，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更广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协同空间；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需要更贴近市场、提升效率，以对冲成本压力。对德国而言，对华合作不仅关乎出口与利润，也与产业链稳定、技术迭代和企业全球布局紧密有关。 对策——在“去风险”与开放合作之间校准政策工具 分析人士认为，德国若要提升竞争力，需要把更多精力从“外部议题”转向“内部改革”。一是加快结构性改革，围绕能源价格机制、工业电价支持、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形成可执行的政策组合，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二是提升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对企业而言，清晰透明的规则体系与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预期至关重要。三是以务实方式推进风险管理。供应链多元化、关键环节应急预案等可作为企业层面的管理工具，但不宜扩大为对正常经贸合作的限制，更不应将经贸议题过度安全化、政治化。四是拓展在绿色转型、智能制造、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合作空间，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标准互认与产业协同，培育互利共赢的新增长点。 前景——务实基调或将延续，但仍需警惕政治扰动 展望未来，中德经贸关系仍具互补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内需并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将为德国企业带来新的合作机会；德国若能推进产业升级、改善营商环境，也有望在全球竞争中重塑优势。同时也需看到，地缘政治分歧、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周期仍可能影响政策表态与企业预期。总体而言，经济规律与产业现实仍将推动德国以更务实的视角审视对华关系，双边合作在波动中保持基本盘稳定的可能性较大。
默茨关于“竞争力不足”的表态折射出德国在现实压力下的重新审视：与其在口号中寻找答案，不如把重心放在改革与提升效率上。面向未来，德国能否将对外议题的热度转化为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将影响其在全球产业重构中的位置；而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推进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产业与就业、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