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当前，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公共服务、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过程中，社区治理既迎来新的政策机遇，也面临新型需求叠加带来的治理压力。
如何让更多社会力量进得来、愿意干、干得久，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现实课题。
问题：需求多样化与治理资源不均衡并存。
随着老龄化加速、新就业群体增多、人口流动频繁以及居民对居住品质与公共服务的期待提升，社区事务从环境整治、停车充电到养老助餐、文化服务等不断延展。
与此同时，部分社区仍存在资源供给不足、专业力量相对薄弱、协同主体参与不稳定等情况，容易出现“社区干部忙、群众参与少、社会力量散”的现象，影响治理效能与群众获得感。
原因：制度保障增强但协同激励仍需补齐。
一方面，近年来湖北持续加强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制度供给，通过建立社区工作者“四岗十八级”等管理体系，推动岗位分层、晋升通道、考核标准与待遇保障更加清晰，有利于稳定队伍、提升专业化水平，夯实了基层治理的“人”的基础。
另一方面，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社区力量难以覆盖所有公共需求。
企业、社会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以及居民骨干等主体的参与，往往受收益预期、责任边界、参与成本等因素影响。
缺少可持续、可量化、可复制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参与“靠热情”“看人情”，难以形成长期合力。
影响：多元共治的质量决定“最后一公里”的温度与效率。
代表刘佩佩结合武汉市黄陂区实践介绍，依托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契机，当地以居民需求为牵引，通过“民情恳谈会”等议事协商机制，广泛动员物业、业委会、党员群众代表等力量参与小区建设，并探索社区统筹、居民出资、物业出力的联动模式，以“微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补短板。
实践显示，当多方力量在规则框架内各尽其能，停车位增设、公共活动空间打造、共享健身场所建设等民生项目推进更顺畅，群众对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也随之提升。
与此同时，围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路径，培育“五微五治”“五老议事会”等共建共治共享品牌，有助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对策：以制度化激励撬动社会力量，以规则化协同提升治理效能。
刘佩佩建议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激励机制，核心在于让“参与有回报、贡献可量化、行为能持续”。
一是完善政策激励工具，结合社区治理事项清单与项目化管理，对辖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公益项目实施、志愿服务组织化等给予支持，形成可预期的正向激励。
二是健全平台和规则，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平台规范运行，明确政府、社区、物业、业委会及社会组织的权责边界，减少重复投入和责任空档。
三是推动资源精准匹配，围绕停车、充电、养老助餐、公共空间维护等高频民生诉求，鼓励多方通过“揭榜挂帅”、协商共建、共管共护等方式参与，提升项目落地效率。
四是强化监督评估与示范引领，将参与成效纳入评价体系，形成可复制的治理样本，带动更多主体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
前景：从“单点突破”走向“制度成型”，以共治合力提升城市韧性与民生品质。
随着城市更新深入推进与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将更加注重精细化、法治化与数字化支撑。
可以预期，若多元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社区治理将实现从临时动员向常态协同转变，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形成一套机制”升级。
治理资源在基层更高效汇聚，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也有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城市运行韧性，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从"四岗十八级"的职业化探索到"三方联动"的共建实践，湖北正在书写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答卷。
当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被激活，当民生关切转化为具体项目，"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的"最暖一公里"。
这不仅是治理体系的升级，更是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