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起涉及股权代持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原告代理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完美匹配”案件争议的参考案例，声称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然而，承办法官郑吉喆在核查中发现，案例格式异常且内容与真实判例“风马牛不相及”，最终律师承认案例系通过技术工具虚构生成。
原因：法律界人士分析，此类行为暴露出三方面问题：一是部分从业者对技术工具的依赖超出合理边界，忽视法律材料的核验义务；二是新型技术生成内容的隐蔽性，增加了司法审查难度；三是现行法律对“非证据类虚假材料”的规制存在空白，导致违规成本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律师辩称其“未恶意伪造”，仅因效率优先而疏于核实，反映行业对技术风险的认知不足。
影响：该事件虽未导致错判，但潜在危害显著。
虚假判例若未被识破，可能误导裁判尺度，破坏司法公信力；同时消耗司法资源，延长审查周期。
通州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此类行为“扰乱司法秩序”，即便未触发处罚条款，仍须通过司法公开形成震慑。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院系统查处虚假诉讼同比上升12%，技术工具滥用正成为新型干扰因素。
对策：针对技术工具可能引发的司法风险，多地法院已采取应对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规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诉讼材料需经“真实性承诺”程序；北京、上海等地试点“判例核验系统”，通过大数据比对识别异常内容。
法律专家建议，应完善行业惩戒机制，将虚假提交行为纳入律师执业评价体系，同时加强技术伦理教育，明确“工具不能替代法律判断”的基本原则。
前景：随着智慧法院建设推进，技术应用与司法安全的平衡成为关键课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指出，需建立“人工+智能”的双重审核标准，既要发挥技术效率优势，更须坚守法律真实性底线。
此案作为全国首例公开批评技术生成虚假判例的司法案例，将为后续立法和行业规范提供重要参考。
司法公正不仅取决于裁判结果，更取决于程序运行中的每一道诚信关口。
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替代核验；工具可以辅助论证，但不能制造事实。
守住真实性与可核查性，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维护司法权威与社会信任的基础，也是推动技术规范应用、让创新更好服务法治建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