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企业退出不畅与破产救治不及时，成为影响市场循环效率的重要掣肘。现实中，一些困境企业因程序链条长、信息不透明、部门协同不足而错失重整窗口期，资产价值拖延中缩水，债权清偿与职工安置成本上升；另一上，少数经营者利用注销、变更等环节进行资产转移、逃避债务，特别是预付式消费较集中的行业，对应的风险容易向消费者端外溢，影响市场信心与社会预期。伴随企业跨境经营更趋频繁，跨境破产案件处理在规则衔接、资产识别、司法协助诸上也面临新的复杂度。 原因——一是破产办理环节多、专业性强，涉及法院、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社保等多方，若缺乏标准化流程与有效协同，易形成“信息孤岛”和衔接断点。二是部分高频事项仍依赖线下流转与人工核验，查询不便、材料重复、周期拉长，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新业态和预付式消费模式下，企业退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更易集中暴露，若惩戒约束不足，恶意逃废债行为存可乘之机。四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跨境投资与并购更为活跃，破产领域对国际通行规则的理解、对接与运用能力亟需提升。 影响——企业退出机制是否高效顺畅，直接关系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活力。退出不畅会导致“僵尸企业”占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挤压新产业新模式成长空间；破产救治不及时，可能引发债务链条风险扩散，影响金融安全与就业稳定；对恶意注销和逃废债缺乏有力约束，则会侵蚀契约精神与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与债权人合法权益。对上海而言，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地，破产制度与企业退出机制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对外开放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 对策——营商环境2026方案以“全流程优化”为主线，围绕破产预警、程序推进、信息共享、风险防范与跨境协同等关键环节，提出更具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其一，推动处置关口前移，建立破产预警工作机制，促进困境企业救治从“末端处置”向“前端预防”转变。通过风险早识别、早提示、早介入，为企业运用庭外重组、债务重组等市场化工具争取时间窗口，尽可能保留经营价值与就业岗位，提升挽救成功率。 其二，以数字化提升办理效能，优化破产信息查询系统，探索高频事项在线办理。此举有望在信息核验、资产查询、材料流转等上减少重复劳动，压缩办案周期，提高透明度与可预期性，推动破产案件办理向标准化、便捷化、可追溯方向迈进。 其三，强化风险规制与协同监管，聚焦企业注销环节的突出问题，完善约束与惩戒机制，压缩恶意逃废债空间。方案强调监管联动与规则衔接，意在形成“事前警示—事中核查—事后追责”的闭环治理，对以注销、变更为名实施资产转移、恶意闭店等行为形成更强震慑，更好维护债权人和消费者权益，修复市场信用。 其四，完善跨境破产工作机制，提升跨境破产事务办理效率与规则衔接能力。随着跨境业务与资产分布日益复杂，建立更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有利于提升资产处置、债权申报与司法协助的确定性，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良性互动，更好维护企业跨境投资经营的合法权益，也将增强国际资本在沪投资的制度信心与法治预期。 其五，提升专业供给与基层服务能力，推动法律服务向企业一线延伸。方案提出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加强平台算法治理等新要求，意味着破产管理、重整谈判、资产处置等工作将更加强调数据能力、合规能力与跨领域协同能力。同时，完善线上线下护企服务、深化园区法治服务机制，有助于把风险预警、合规指导、纠纷化解前置到园区与企业日常经营中，减少“带病运行”累积为系统性风险。 前景——从更长周期看，破产制度的完善不仅是“退出便利”，更是“救治有效”“重生有路”。通过更顺畅的退出通道、更及时的风险预警、更透明的程序机制与更严格的信用约束，市场出清效率将更提升，资源将更快流向高效率和高成长领域。另外，跨境破产机制的完善将为上海深化制度型开放提供支撑，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规则经验，提高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辨识度与竞争力。可以预期，随着制度供给不断细化落地，企业对风险处置和司法救济的可预期性将增强，市场主体敢投、敢闯、敢创新的信心也将随之巩固。
企业有生有死，本是市场常态；让该退出的企业高效退出，该重生的企业获得新生，正是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上海此次改革以制度创新破解企业退出困局，既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更是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深刻把握。其成效如何，或将为全国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