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存结构性矛盾：群众就医倾向“向上集中”——大医院门诊量长期高位运行——不少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配药需求涌向三级医院；而基层医疗机构在人才、技术和服务能力，以及群众信任度上仍相对薄弱，“小病也跑大医院”较为普遍。医疗资源呈现“倒三角”使用格局，不仅推高就医成本，也挤占了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的优质诊疗空间，影响整体效率和公平可及。 原因——一是优质资源区域和层级间分布不均，三级医院集聚更多专科力量和设备，患者自然“用脚投票”。二是基层服务的连续性不足，慢病管理、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能力提升不均衡，难以形成稳定的健康管理闭环。三是转诊机制不够顺畅，跨机构的信息衔接、号源床位保障和责任分担仍需完善，不少患者在“自我判断—自行择院”中承担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四是政策激励仍需更精准，医保支付与价格体系对合理分流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 影响——上述矛盾既影响群众就医体验，也制约医改成效。一上，大医院承接了大量本可基层解决的诊疗需求，医务人员压力增加，排队久、流程长等问题更突出；另一上，基层机构因病源不足、能力提升受限，容易陷入“弱循环”，区域卫生资源难以形成协同。更深层次看，人口老龄化加快、慢性病负担上升，对康复、护理、长期处方、居家健康管理等需求持续增长；如果缺少分工清晰、上下联动的体系支撑，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更大压力。 对策——此次文件提出的措施，重点是通过体系重构带动资源重组和服务重塑，推动医疗服务从“单点竞争”转向“协同供给”。 一是以紧密型医联体为抓手，让资源“动起来”。城市地区重点推广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形成“以市带区、区社一体”的服务格局；县域内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强化“以城带乡、以乡带村”的网络化服务。文件明确，到2030年基本形成“服务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协同机制，推动同一区域内机构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利益联结，减少“各自为政”的碎片化供给。 二是明确各级机构功能定位，让医院“回归本位”。二级医院更聚焦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同时拓展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和医养结合等服务；三级医院突出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救治，逐步降低常见病复诊以及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普通门诊占比，把专科能力更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三是夯实基层首诊能力，把“第一关”守得更牢。文件提出，上级医院通过专家门诊下沉、延伸服务等方式带动基层能力提升，并对慢性病长期处方作出安排：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可一次开具不超过12周的用药量，更好满足长期用药需求，减少反复奔波。同时，强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守门人”作用，提供预防、诊疗、转诊、用药指导等综合服务；基本服务包纳入医保支付，个性化服务包规范备案，推动实现“签约不增负、服务不断档”。 四是打通双向转诊通道，让就医“更顺畅”。文件提出，由二、三级医院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人员对跨统筹地区、跨省异地就医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强化科学就医，减少盲目外出就医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紧密型医联体将为基层首诊预留号源与床位，牵头医院设立转诊中心或指定固定部门，并提出到2027年实现全覆盖，以制度化安排提升转诊效率和就医连续性。 五是发挥医保“指挥棒”作用，引导合理流向。通过拉开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差距，原则上逐级拉开约10个百分点左右，强化激励，促使患者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康复回归基层的路径中形成稳定预期，实现医疗服务与医保政策协同发力。 前景——随着紧密型医联体加快落地、基层能力持续提升、转诊通道更清晰、支付政策更具引导性，医疗服务体系有望从“资源拥挤在上端”逐步转向“基层承接有力、上级专注攻坚、康复回归社区”的分工格局。下一阶段的关键主要在三上：其一，围绕人才、药品、检查检验和信息互联互通，补齐基层服务链条，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信任度；其二，推动医联体内部利益分配、绩效考核与质量安全同向发力，形成可持续的协同机制；其三，继续完善与人口流动相适配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在便利与规范之间取得平衡。随着有关措施持续推进，一个更高效、公平、连续的医疗服务体系将加快成形。
分级诊疗既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也回应着群众对便捷、优质医疗服务的期待。通过完善医联体体系、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畅通转诊渠道、深化医保支付改革，分级诊疗将推动形成层级清晰、功能明确、运行有序的就医“金字塔”。这既是深化医改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下一步仍需各方持续用力、形成合力，把分级诊疗做深做实，更好保障群众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