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政务服务移动应用推动事项“掌上办”、优化群众办事体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应用数量快速增长、建设主体分散，一些地方出现重复开发、功能同质、数据割裂等问题，叠加“下载、登录、打卡、填报”等不当使用方式，容易演变为数字化条件下的形式主义，增加基层负担，也给群众带来多平台反复操作的困扰。近期多地集中开展政务服务应用清理整合，反映出数字政务建设从“求多”转向“求精”、从“建平台”转向“强治理”的导向更加鲜明。 问题层面，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弱”：一是应用多、入口多，群众和基层干部面对“满屏App”无所适从；二是功能多而不实，部分应用模块冗杂、使用率低，甚至出现长期低活跃的“僵尸”应用；三是系统多而重复，事项同类、数据同源却分散建设，造成财政投入和运维资源叠加。与之相对应的是数据共享弱、业务协同弱、统一监管弱，导致“建而不用、用而不畅”的现象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 原因层面，既有技术路径选择问题，也有管理机制因素。一上，数字化建设早期强调快速上线和试点创新，不少地方倾向于以“上新应用”体现工作成效，忽视了跨部门流程再造与数据标准统一；另一方面，立项审核、统一运维、绩效评估等制度执行不够刚性，应用“谁来建、怎么管、如何退”的闭环不完善，导致应用生命周期管理缺位。更需要警惕的是，个别地方把应用使用率与考核挂钩，把工具当成任务，把服务异化为“留痕”，使基层干部被动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线应付”，背离为民便民初衷。 影响层面，清理整合带来的效益正在显现。其一，有利于基层减负，把干部从不必要的下载登录、信息重复填报中解放出来，把精力回归到走访服务、解决实际问题上。其二，有利于节约财政资金，降低运维成本和算力资源占用。比如有地方通过“关停并转”核减算力、释放存储，腾出资源用于关键系统安全加固与重点服务能力提升。其三，有利于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统一入口、统一标准后，业务办理更连贯，群众办事少跳转、少重复。其四，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与风险防控能力，系统集中后更便于统一安全管理、日志审计、权限控制，减少“多头运维”带来的安全隐患。 对策层面，当前多地做法体现出政策导向与制度约束的双重发力。按照对应的规定要求，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要纳入规范管理，控制数量、严格立项、统一技术监管，防止强制推广下载、考核通报安装使用率、强制定期登录等做法。江苏探索对政务App实行全口径登记管理，并明确县级及以下不再单独开发，存量应用限期迁移归并至统一平台；四川推动大规模关停整合；浙江湖州建立“体检”排查机制，对低活跃、低效率、重复建设应用分类处置；广西推进政务服务资源整合，停止“广西政府”App信息更新，推动服务向更集约的渠道归并。这些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以统一平台承载共性功能，以数据共享支撑协同办理，以严格治理避免“越建越乱”。 在推进过程中，还需把握好“减”与“增”的关系：减的是重复建设、低效应用和形式主义负担，增的是统一入口服务能力、跨部门协同的业务效率以及安全保障水平。建议继续完善四项机制：一是“一个口子”服务机制，提升省级或市级统一平台的承载能力，让群众办事真正“进一门、到一站、上一个端”；二是数据共享与标准机制，推动统一身份认证、电子证照、事项要素标准、数据字典等基础能力建设，减少重复采集；三是应用全生命周期治理机制，从立项、建设、上线到评估、退出形成闭环，明确责任主体与资金约束；四是以群众体验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用办事时长、材料精简、一次办成率等可量化指标检验成效，避免用“安装率、在线率”替代服务质量。 前景层面，政务服务移动端的趋势不是简单“下架”或“一刀切”，而是从“多App分散供给”走向“统一平台集成供给”，从“功能堆叠”走向“流程优化”，从“部门各建各用”走向“数据一体贯通”。随着规范管理持续推进，未来政务服务将更强调集约建设、共享复用和安全可控，群众办事体验有望提升，基层治理负担也将得到更有效缓解。同时，只有把整治形式主义与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统筹起来，才能避免“反复整治、反复回潮”，让数字政务真正成为高效治理的支撑力量。
政务服务App的清理整顿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当政府的关注点从"建了多少"转向"解决了什么"，数字政府建设才能真正回归服务本质。这场改革为破除其他领域的形式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