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大学毕业，崔莹顶着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证去了家报社当记者。在山东这个地界，她端的是铁饭碗，工作稳定收入高。但心里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就像那年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字，复印机呼呼响个不停，心里却一点也不踏实。 她一拍大腿决定辞职，卷着铺盖卷就去了北京。为了换个活法，工资从八千块直降到三千块。虽然肉疼，但她心里乐呵，觉得这次终于能把自己真正交给命运了。 到了北京地铁站上，她手握着GRE书盯着站牌看。“爱丁堡”这四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她心上，“听说那是个浪漫的城市。”这就够了，她根本没去查学校排名或者就业前景。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她的编制羽毛全抖光了，孤身一人飞到了爱丁堡。 有一天晚上寒风呼呼地刮着，她裹着厚围巾路过一家二手书店。橱窗里的一本旧书突然冒了出来，那是蒋彝画的水墨画。她看呆了，“时间好像被折回去了。” 回家一翻书到半夜两点钟，那凸起的质感像是被烫到一样让人心动。她发现原来纸页上也能留住光。 从那以后她就掉进了淘书的坑出不来了。跑遍了英国的二手店，攒下了二百多本古董级的插画书。其中最爱的22本写成了随笔集结成书。“插画不是装饰，”她在序言里写，“那是眼睛的呼吸。” 朋友问她为啥偏爱小众？“小众也是有人看的啊，”她说，“就像隔空递火把火种给别人一样。” 她的朋友圈活像一部连续剧——威海的路灯、格鲁吉亚的尘土、阿根廷的落日轮番登场。 她给自己定了个宏伟的目标：要走遍224个国家。但计划哪赶得上一句“突然想去”的想法呢？ LP（Lonely Planet）这本红皮书是她坐飞机前必看的读物。可是刚在飞机上翻开看了两页就扔下了，“攻略那是起点而已。” 有一次在第比利斯落地后觉得城市太无聊。这时一个中国游客随口提到了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她脑子一热改签火车就往那边赶。两天后站在哥里的城墙上看山丘上的小白屋时，“那种惊喜真的比任何攻略都值钱。” 危险的事情也不少见。有回在格鲁吉亚深夜里被司机骗进漆黑的乡间小道。崔莹反过来主动跟他聊起了家常：“我也有父母啊。”这样聊着聊着司机的敌意就没了。“只要把他当成有思想的记者而不是文弱女生，他的枪就放下了。”最后俩人互留邮箱成了朋友。 “折腾”这两个字简直是刻在她那张有六十国签证的护照上。 她不规划路线也不打卡拍照更不跟团走。“只要故事自己跳出来就行。” 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旅行者……这些标签都被她贴在身上了但她觉得太薄了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哪种人。” 她更愿意做一只鸟：翅膀轻了（甩开编制、甩开安逸、甩开成见），飞得远（哪怕飞过风暴也能看到下一片海），“如果我不折腾就对不起自己长翅膀的命。” 从新闻到社会政策从插画到旅行写作她一直把“影响世界”当成自己的秘密任务。 读博士那会儿想卧底调查农民工问题导师说“你改变不了”但她没被打倒；看了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娜·拉姆六本非虚构作品后简直把人家当偶像；读者问还有下一本书吗时她竟然流下了眼泪。“原来真的是有人喜欢我的东西。” 在威海的傍晚五点太阳落山路灯亮起来的时候崔莹坐在后座说：“我也不知道明天会落在哪个国家但一定是我喜欢的地方。” 她带着绣花鞋和花裙子还有旧LP继续上路了下一站也许是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或者阿根廷的荒原车站——只要纸上还有空白她就继续写下去只要地图上还有没打钩的地方她就继续飞下去直到世界尽头那只鸟没有归期也没有笼子。 故事告诉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逃离世界而是世界那么大你刚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