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之下，1985年的《先知的外衣》一书指出，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待古希腊哲学的态度截然不同。到了2000年，《伊斯兰研究》刊载的文章探讨了这种差异背后的逻辑演变。比如，根据《欧洲大学史》的描述，基督教西方的大学把逻辑、科学还有自然哲学当成核心科目，甚至还用它们去拆解神学里的难题。Willigis Eckermann在《Hugolini de Urbe Veteri OESA Commentarius in Quatuor Libros Sententiarum》里提到，这种对理性的推崇延续了好几百年，为后来的理性主义社会埋下了种子。H.de Ridder-Symoens的《欧洲大学历史》也给出了佐证。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宗教学校里，像自然哲学这种东西通常要么被忽视，要么只是当个辅助工具来用。Gregorii Arimensis OESA Lectura super Primum et Secundum Sententiarum的记载显示，这种传统根深蒂固。莫妮卡·阿斯塔洛斯对此的分析还提到了教士们对这种入侵的反应。《奥维耶托的胡戈林》进一步梳理了这种变化的脉络。这种现象实际上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教士对自然哲学和逻辑入侵神学的反应摘要》把这种差异和纳斯尔教授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中世纪现代科学基础》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要想彻底弄清这种差异究竟是文化本身带来的还是别的原因，还得对中世纪伊斯兰和西方的自然哲学与神学做更深入的研究。《伊斯兰科学：图解研究》第236页就提到了这种复杂性。约翰·沃尔布里奇也在《伊斯兰知识传统中的逻辑》中探讨了最近几个世纪的演变情况。《欧洲大学史》第1卷和第2卷对此也有详细论述。《中世纪大学及其院系与课程简述》更是把这段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格兰特的著作里把这些变化都串连起来了。这样一来就很明显能看出东西方在看待事物上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