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矛盾纠纷点多面广，既关乎群众日常生活的安宁，也关系社会治理体系的韧性与效率。
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加快、利益诉求多元化以及邻里关系结构变化，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财产争议等“小纠纷”如果处置不及时，容易累积成“大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与群众获得感。
如何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成为基层治理必须答好的“民生题”。
问题在基层，解法也应扎根基层。
省人大代表、普安县茶源街道党工委委员、县公安局茶源派出所所长陈陟凌在走访调研中介绍，当地设立的“老杨调解室”，以群众认可、社会信服的威望力量为支点，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就近解决。
调解室吸纳社区长辈、退休干部、行业能手等有威望人士共同参与，形成“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规范化的治理流程”的组合拳，既讲法理，也重情理，把“硬制度”与“软治理”有机衔接。
从原因看，这一机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把握了基层治理的三个规律：一是“信任先行”的规律。
对许多基层矛盾当事人而言，情绪疏导和关系修复往往先于权利义务的厘清。
德高望重者“说得上话”，更容易促成当事人坐下来、听得进去。
二是“成本最小化”的规律。
相比诉讼等程序，基层调解更加便捷、低成本，有利于将矛盾消解在早、化解在小。
三是“协同共治”的规律。
调解室把社会力量引入治理链条，形成多元参与格局，既减轻基层一线部门单打独斗的压力，也让群众成为治理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从影响看，这种融合传统人情与现代治理的调解方式，带来多重积极效应。
其一，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陈陟凌介绍，仅2025年调解室所在辖区98%以上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成功化解，说明“前端介入、就地处置”的效果明显。
其二，增强基层自治活力。
调解过程本身也是规则教育、公共协商的过程，促进群众在参与中形成法治意识与契约精神。
其三，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矛盾纠纷减少，基层警务、综治、社区工作等资源就能更多投向治安防控、公共服务和风险预防，进一步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提升群众满意度与安全感。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有温度、接地气的解决方案，社会关系得到修复，社区氛围更加和谐。
对策层面，实践表明，推动类似机制行稳致远，需要在“乡土智慧”之上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一要完善调解队伍结构，既重视威望人士的引领作用，也要配强法律明白人、网格员、社工等专业力量，提升依法调解能力。
二要健全衔接机制，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警务调处、综治中心等平台有效联动，形成“受理—研判—调处—回访—预防”的闭环。
三要强化风险预警，对高频纠纷类型进行梳理，找准症结和共性矛盾，推动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
四要规范工作流程，明确调解记录、协议效力、隐私保护等要求，既保障当事人权益，也提升公信力。
五要加强宣传引导，把协商解决、理性表达、依法维权的理念融入社区治理，通过以案释法、以事明理，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前景判断上，基层治理正从“单一管理”迈向“多元共治”，从“被动应对”迈向“主动治理”。
“老杨调解室”所体现的路径，为各地探索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可借鉴样本。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不断下沉、数字化手段逐步赋能，类似调解机制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标准化运行与精准化服务：既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也能把治理效能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更好回应群众对公平正义与安居乐业的期待。
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普安县茶源街道的"老杨调解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
它提醒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和现代管理方式，也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
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基层治理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更加富有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