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在证据链上确认东垣古城的城市性质与历史定位，是本次考古的核心议题。
东垣古城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城址面积约2.76平方公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虽经多次调查勘探，但对其是否为两汉时期真定国都城、城内高等级建筑区的形制与年代序列，仍需通过系统发掘与多学科证据进行进一步确认。
原因——近年来推进“主动性考古”与聚焦关键区域发掘，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条件。
考古机构在既往调查基础上，于2023年对城内约200万平方米范围开展考古勘探，发现城门、护城河、道路等重要遗迹，路网纵横交错、分区明确，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城市规划特征。
进入2024—2025年，考古工作将重点投向城内高等级建筑区，以连续性发掘与精细化记录串联遗迹关系，逐步建立起可核验的年代与功能框架。
与此同时，对城外遗址群和大型墓葬区的确认，也为理解城邑等级、人口活动与政治中心的辐射范围提供了外缘证据。
影响——一系列关键发现，使东垣古城的都城属性与学术价值更加清晰。
其一，城内发现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在华北地区两汉高等级建筑遗存中呈现出布局完整、规格突出的特点，反映出较高层级的礼制与营造标准。
其二，古城中北部确认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约125米、南北宽约23米，由多组建筑单元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且整体保存状况良好，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东汉宫殿类建筑遗存之一。
其三，宫殿区出土以建筑构件为主的遗物中，“真定长乐”“富昌长乐”等文字瓦当提供了直接的名称与政治关联线索，结合遗址的规划格局、功能分区与建筑等级等信息，构成判定东垣古城为两汉真定国国都的关键依据。
其四，从年代上看，该建筑基址可分为西汉中晚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三个阶段，说明都城核心区在较长时段内持续使用、修葺与调整，折射出区域政权与行政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变迁。
对策——在保护与研究并重的原则下，下一步工作需要在“精确认识—系统保护—合理展示”三方面同步推进。
首先，继续围绕宫殿区、道路网与城门护城河体系等关键节点开展针对性发掘与测绘，完善城内功能分区的证据链，形成更为完整的城市运行图景。
其次，针对大型夯土基址、宫殿建筑遗存等脆弱遗迹，应强化现场保护、排水与环境监测，制定分区分级保护方案，减少自然风化与人为扰动风险。
再次，推动出土文字瓦当、建筑构件与相关遗物的整理研究与科学检测，结合历史文献与区域考古材料，深化对真定国政治地位、礼制空间与营造制度的阐释。
与此同时，应统筹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需求，完善遗址公园、科普展陈与公众参与机制，在确保文物安全前提下，提升社会传播与教育功能。
前景——东垣古城的最新考古成果，为认识汉代北方郡国治理与都城体系提供了新的坐标。
一方面，规整的宫殿区与明确的路网分区，显示出汉代地方政权在城市规划与资源配置上的制度化能力，有助于深化对“中央—地方”治理结构在空间层面的理解。
另一方面，大型宫殿建筑的形制与体量可与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汉宣帝杜陵相关建筑遗址等进行参照研究，为探讨汉代高等级建筑的技术谱系、礼制表达与地域差异提供了可比样本。
随着后续发掘与研究推进，东垣古城有望在汉代城市考古、建筑考古以及营造制度研究中形成更具解释力的“标杆性材料”，并为河北乃至北方地区汉代都城与侯国都城的比较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东垣古城的考古发现犹如打开了一部镌刻在地下的汉代史书，它不仅改写了石家庄地区的文明坐标，更以实物的形式印证了《汉书》中"真定国，高祖置"的文献记载。
当现代推土机与古代夯土层在时空交错中相遇，这座沉睡两千年的都城正以其恢弘的建制向世人诉说：历史从未真正湮灭，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等待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