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标国际一流仍有短板，制度供给需更可预期。 张恩迪大会发言中指出，调研显示，我国营商环境近年来持续改善，市场准入、政务服务、要素保障等改革不断推进，为稳增长、促创新、稳就业提供了支撑。但在全球经贸规则加快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以及企业“出海”和外资布局同步推进的新形势下，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仍存在不足，包括规则衔接不够顺畅、制度透明度有待提高、跨部门政策协同仍需加强等。经营主体，尤其是跨境经营企业，对制度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需求更为迫切。 原因——外部规则变化与内部治理升级叠加，改革进入“深水区”。 从外部看，数字贸易、绿色低碳、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国际规则加速演进，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合规审查、环保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诸上面临更复杂的制度环境。制度规则对接和互认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高端要素集聚。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也在从“便利化改革”走向“制度性重塑”。部分改革涉及多部门职责边界调整、监管方式转型和标准体系重构，需要更强统筹、更系统的规则供给和更有效的评估反馈机制，才能把改革成效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 影响——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直接影响企业预期、投资信心与创新活力。 张恩迪认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不仅关系到民营企业是否敢投、是否愿意扩产，也关系到外资企业是否将中国作为长期布局的重要目的地，还关系到科技创新和新业态能否在清晰规则下加快成长。制度更稳定、规则更清晰、执行更一致，才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互促进。 对策——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形成规则对接、平台试验、协同改革的组合拳。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张恩迪建议，围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提升统筹谋划和系统集成能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转化为普遍适用的规则安排，以更高质量的制度供给释放开放红利。 二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融相通。他提出，可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对接，提升规则透明度与稳定性，增强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兼容性与可操作性，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更清晰的合规路径。 三是用好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开展更大力度压力测试。他建议，发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在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探索更高标准制度安排，通过压力测试检验制度弹性与监管能力，形成可评估、可迭代的改革方案，为全国范围制度优化积累经验。 四是推进跨部门协同改革，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与动态优化机制。张恩迪提出，可参照世界银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结合我国改革实践与发展阶段，推动政策协同、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探索建立更符合我国国情、能够客观反映制度运行质量的评价体系，形成发现问题、整改提升、再评估的闭环机制。 前景——以开放促改革、以规则稳预期，营商环境升级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与会人士认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深层次改革的关键抓手。面向未来，随着高标准规则对接持续推进、开放平台试验加快落地、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将从“办事更便捷”深入走向“制度更可靠、预期更稳定、竞争更公平”。这将有助于促进要素高效配置，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韧性，也将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也是一项需要直面问题、持续推进的改革工程。在全球格局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以更高水平开放带动更深层次改革，既能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也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制度基础。这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关注，也符合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