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十一国宣战。此决定在清廷中枢内部引发明显分歧。宣战诏书下达后，铁路大臣盛宣怀采取了罕见举措——命令各地电信局扣押诏书，仅供地方督抚查阅，并以电报要求各地官员暂缓执行。此举打破了惯常的政令传达路径，也折射出地方对中央决策的疑虑。两广总督李鸿章回电直言“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拒绝奉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提出“李鸿章大总统计划”，试图在中枢失控的情势下另设权力支点。同时，英国在华势力与李鸿章接触，意图以两广为依托推动建立新政权。多方动向显示，国难之际，地方权力一度具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可能。事态随后并未走向公开分裂。宣战诏书发布仅六天后，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联合推动《东南互保条约》。参与者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总督袁世凯等地方最高长官，形成跨区域的官僚联盟。条约表面以保护商贸与外国侨民安全为名，实质是对慈禧宣战路线的集体回避与降温。东南互保的核心目标，是稳住地方秩序与对外贸易，并以消极方式抵制中央的激进政策。据驻京传教士赫德兰记述，当慈禧下令各地杀害外国人时，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采取拖延策略：以需核验圣旨真伪为由，派特使往返京城，利用时间差迟滞执行。这种“表面遵从、实际规避”的做法，在不与中央正面冲突的前提下，既保护了侨民安全，也维护了地方商业利益。李鸿章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一度被外界视为可能另立局面的人选，但最终选择与各地督抚妥协合作。当慈禧认识到宣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后，再次倚重李鸿章，命其北上处理外交善后。临行前，他向南海知县裴景福吐露心声，以“一日和尚一日钟”自况，表达对时局的无奈。这位晚清重臣在风雨飘摇之中，最终选择尽力收拾局面，而非争夺个人权力。东南互保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清末地方大员首次以公开、组织化方式对中央权威进行抵抗。其方式并非夺权式对抗，而是基于现实判断的联合规避。地方官员通过协同行动，对中央激进政策形成牵制，优先保全地方利益。有一点是，慈禧并未对有关官员加以严惩，反而予以褒奖，称其“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这也说明，即便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下，面对理性且成规模的集体抵制，中央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东南互保”的历史经验提示，在外部压力与内部治理失序叠加之时，真正的风险往往不止于冲突本身，更在于决策链条失灵、权责边界不清引发的连锁后果。制度稳定、外交口径统一、清晰的中央—地方关系——是危机处置的基础——也是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撑。回望百余年前的选择与代价，有助于理解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