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那会儿，英国船炮在中国沿海砰砰响，大清王朝的那帮统治者心里也乱得像刮大风前的海面。里头慢慢分出了两拨人：一伙要打，另一伙想逃。这两拨人虽然都是朝廷的大人物，但做法完全不一样。那帮要打的人，说的话、做的事正好碰对了老百姓的心思，多多少少保住了国家面子和民族尊严；而另一伙人呢，是个劲儿地搞破坏，最后甚至把大家拼死拼活保住的果实给卖了。 说到怎么对待老百姓，这两拨人更是天上地下。要打的那些人能拢住民心，林则徐当时就是个典型，他让老百姓拿刀跟洋人干仗，还组织大伙儿一起上战场，这仗能打赢大半功劳得算他的。像姚莹这类人也懂这个理儿。林则徐后来被革职了，广东那边的老百姓舍不得他走，连续好几天堵住街道不让车走。后来葛云飞等人战死沙场，老百姓把他们的尸首送到宁波去安葬，这些都说明要打的那些人和咱老百姓心贴得很近。虽说因为身份差别让他们没法跟老百姓混成一体，但在鸦片战争这个大关口上能想到用人海战术，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那些投降派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琦善、奕山这几位，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觉得防着老百姓比防强盗还重要。他们把团练乡勇给解散了，随便找个由头诬陷好人当汉奸，到处欺负老百姓。 1841年5月底发生了个大事情：广州三元里的村民把英军给包围了。奕山他们这帮人不仅不帮忙把侵略者打跑，反而让知府余保纯去给洋人说好话、解了围。这就跟林则徐当时的做法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到了1842年3月浙江那边打输了仗以后，巡抚刘韵珂赶紧给皇帝写信瞎扯说打战不容易。他这是变着法儿地提醒皇上注意别让老百姓造反，好给自己投降找借口。最后道光皇帝成了投降派的总头子，把这一塌糊涂的结果全赖在老百姓头上说：“我想鸦片虽然是外国运来的罪魁祸首，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内地老百姓自己贪嘴、不懂规矩、愿意给自己挖坟坑吃大亏才弄得这么乱。” 说到对新东西和外面世界的了解程度，“抵抗派”比“投降派”强太多了。林则徐是第一个提出要变新办法的人，他一到广州就开始琢磨新玩意儿。他去请教梁廷枬这个人，然后照着西洋的炮样仿造了一批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