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处亚热带，山海相依，物产丰饶，海上交通便利，自古具备开展海外贸易条件。然而，高温多雨、灾害频仍、地狭人稠的环境，使生存竞争尤为激烈；这种压力与外埠机遇相互叠加，促成了规模可观的华侨群体。随着华侨商业网络逐渐成形，丝绸、茶叶、药材、土布、陶瓷等土产，以及米、糖、海产品、燕窝、槟榔、胡椒等东南亚农产品，开始随商船往来，流向全国乃至海外，“广货行天下”的格局由此展开。鸦片战争后，大量广东人移居上海，其中以中山人和潮汕人最为集中。最初来沪者多为船员、糖商、买办及无业者，但很快凭借经营能力和乡缘网络，在上海洋行买办中形成显著的人数与财富优势。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势力较强的买办多出自香山（今中山）一带，唐廷枢、唐廷植、徐润、郑观应等皆为代表。这个时期，中山籍买办除代理洋行、采办中国货、推销洋货外，也自设丝栈、茶栈、洋药局，经营茶、丝与洋药，在茶叶进出口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中山人唐翘卿创办华茶公司，股东几乎皆为中山唐氏家族成员，成为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华商茶叶出口行；1936年其茶叶出口量占当年上海茶叶出口总额的9%。进入20世纪，随着近代工业发展，上海外贸商品结构逐步调整。早期以茶叶、生丝、畜产品、中药材为主的出口，逐渐扩展到南北货、各类食品、杂粮、豆类、食油、烟草、竹木藤制品、针棉织品、丝绸、金属矿砂、玻璃器皿、瓷器、纸张等多个品类。推动并经营这些转口贸易的群体以粤商为主，尤其中山商人；其经营范围虽不尽为传统“广货”，但“广货”仍占相当比重。20世纪20年代，从澳大利亚“淘金”获利的中山侨商在上海相继创办先施、永安、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标志着中山商人由传统贸易转向现代零售业。先施公司外国产品多从英、美、德、法等国订购，国产商品则向国内厂商批购或派员采购；永安公司以高档外货见长，欧美厂商也常将新品优先交其试售；新新公司主打薄利多销，侧重推广中低档商品。这些百货公司的经营理念表明了粤商强调互利的商业取向，也折射出对消费者需求的准确理解。随着“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与技术引进，广东制造的“广货”和中山制造的“中山货”逐渐赢得上海乃至海内外消费者青睐。煤油灯、火柴、牙刷、布匹、糖果、药品、饼干、热水瓶、化妆品等民生用品，贴近日常，也构成“广货”的典型门类。1925年，广东企业家梁伯枝等创立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其产品以“价廉物美”打开市场，销往南洋；在上海的永安、先施、新新等百货公司及各类杂货店均有销售。这些企业的成长，显示出中山商人在打破洋货垄断、推动民族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常以相似的逻辑提醒后来者：一地商品能否“行天下”，既看资源禀赋，更看开放意识、组织能力与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循着中山商人北上上海的足迹，既能看到中国商业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也能读出一个朴素道理——把产品做过硬、把渠道搭稳、把信用守住，才能在变动不居的市场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