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知道2021年8月13日，中新网在那边的北京报道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人文社引进了一套叫做“医学文化史”的丛书，目的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更理性地看待现在医学上那些成就和局限。8月13号那天，“当医学遇见‘非理性’”——这个系列的新书分享会就搞起来了。现场请来的都是医学界和文化界的大腕儿，大伙儿在一起深聊了一番。 孔令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她给大家介绍说这套书其实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中心的荣誉教授罗杰·库特想出来的。全球55个顶尖学者凑了八年才写成的，是头一回这么系统地整理医学文化史的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引进了这套书，花了五年时间翻译和编辑。现在已经出了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这四卷了，后面的帝国时代和现代卷也快跟大家见面了。 张大庆是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这套丛书的翻译负责人。他提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一场“病人权力运动”，这让搞医学史的人想法变了不少。以前大家都是医生说了算，现在的研究不光要听医生的，还要听听病人是怎么想的。 这个转变把普通人看病的体验和对健康的看法都拉进了学术圈里。医学史这门学问不再是医生们关起门来搞的玩意儿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也加入进来凑热闹。因为医学跟文化这两样东西都挺复杂的，这套丛书就没按老样子来写通史。它创造性地用了环境、食物、疾病还有经验这八个主题把各卷串起来了。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医学的发展一直都跟文化变化绑在一起。它把不同时期人们怎么看待疾病和怎么治病给摆了出来，让咱们知道现在的那些医学观念其实也是有历史背景的。这样咱们才能更理性地看待现在医学上那些成功的地方和不行的地方。 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李敬泽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儿。他说医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到人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想象。哪怕是今天，咱们的身体也不全是交给理性和医学管的。面对现代医学治不了的那些病和生命早晚得终结的问题（他管这叫“可怕的绝对”），医学注定没法完全理性化。它必须得给那些非理性的部分留条路走。 李敬泽觉得这套书最牛的地方就是把这种紧张感给表现出来了——既讲那些有趣但看着没用的知识（比如古人那些奇怪的治疗方法），又能用这些当镜子照一照咱们现在的环境。他主张咱们要有个宽容的心态去看问题——现代人得接受理性治疗和传统经验一起存在才行。这种开放的态度才真正抓住了医学文化的本质——它永远是咱们认识自己、对付生死这个大问题的一种文化实践。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副院长石川当时也在场。他念了一段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强调医生得把那种“我什么都能治”的幻觉给扔掉。得有慈悲心也要承认自己治不了所有病才行。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还有精神病吧？医学更多是在找个最好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彻底治好它。 石川还从他自己看病的经验出发讲了讲精神医学发展中的那些文化启示。他重点分析了精神医学特别的地方——从希波克拉底说的“黑胆汁”理论到中世纪的“驱魔”做法都说明精神疾病的认识一直都离不开当时的文化观念。 在对话里张大庆还指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悖论：现在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密了，“异常指标”也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觉反而可能没有以前好了。他拿甲状腺结节举了个例子：现代仪器特别敏感以至于几乎人人都有结节，结果过度诊断反而让人更焦虑了。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文化在变样。李敬泽说现代社会造出了一个“绝对健康”的假相，把健康变成了对各项指标的机械追求。“当咱们用这种完美主义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健康。” 他觉得这种现象在医院里的表现就是“疑病症”越来越多了。那些文化水平高、表达能力强的病人讲起症状来往往特别丰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