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健康素养为何成为“关键变量” 健康素养不是一句健康口号，而是公众获取、理解、甄别并运用健康信息，从而为自己和家庭做出更有利健康决策的综合能力；它既包括健康知识与理念，也体现生活方式选择上，更落到识别症状、规范用药、就医沟通、急救处置等基本技能。实践表明，健康素养越高，越能在风险出现前采取预防措施，在健康事件发生时做出更科学、更及时的应对，减少可避免的伤害和支出。因此，健康素养已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一个可测量、可干预、可持续提升的重要指标。 原因——差距从何而来，短板卡在哪些环节 从影响因素看，教育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仍是拉开健康素养差距的关键。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往往更能辨别信息真伪，也更容易理解医学与公共卫生信息，健康决策相对更理性。同时，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健康传播内容质量等因素叠加，使地区间、城乡间差距更突出。 从能力结构看，“知道”不等于“做到”，“做到”也离不开“会做”。一些人群虽听过对应的知识，但缺少可操作的技能训练和情境化指导，遇到用药、复诊、慢病管理、康复训练等具体问题时仍无从下手。“知识到行为”的断点，往往是提升健康素养最难、也最需要系统补课的部分。 影响——健康素养提升带来什么，又意味着哪些挑战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3.15%。也就是说，在15至69岁人群中，约每100人有23人具备基本健康素养。与2015年相比此水平明显提高，并提前达到阶段目标，说明近年来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持续推进、相关政策和措施发挥了作用。 但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城乡上，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8.08%，农村为20.02%，差距仍较明显。区域方面，东部地区相对更高，西部地区相对偏低，提示健康信息供给、教育资源投入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仍不均衡。人群方面，25至34岁组水平较高，65至69岁组明显偏低，反映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慢病管理和就医沟通上仍较薄弱；受教育程度差异更为突出，大专及以上人群显著高于低文化程度人群。 从具体内容看，安全与急救相关素养相对较高，说明急救科普传播效果较为明显；而基本医疗相关素养相对偏低，暴露出公众在挂号就诊流程、合理用药、风险识别、复诊随访等“日常医疗能力”上的不足。若这一短板长期存在，不仅会影响就医效率与治疗依从性，也可能在慢病高发背景下加重家庭与社会的健康负担。 对策——补短板需形成“政策—服务—传播”合力 一是推动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相衔接。健康素养纳入国家战略与法治框架方向明确，下一步关键是把指标要求细化为可落地、可评估的任务清单，强化部门协同与资源统筹，形成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 二是聚焦基层和重点人群精准发力。面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以及老年人、低文化程度人群等，应提供更易理解、更能上手的健康教育内容，推广通俗化、分层分众的科普方式，避免“一套内容讲所有人”。同时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慢病随访、用药指导、康复训练、健康生活方式干预等融入日常服务，做到“服务即教育”。 三是把“基本医疗素养”和“基本技能”作为攻坚重点。围绕规范就医、合理用药、识别危险信号、复诊管理、常见慢病自我监测等能力，推动健康教育从“讲知识”转向“教技能”。可通过情景化课程、社区演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等方式，缩短公众从理解到行动的距离。 四是提升健康信息供给质量和传播治理能力。在短视频、直播等传播形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加强权威信息供给和辟谣机制建设，提升公众识别虚假健康信息的能力，形成“权威发布—专业解读—基层触达”的传播链条，减少误导性信息对健康决策的干扰。 前景——从“提高比例”走向“缩小差距、提升质量” 健康素养持续提升，是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降低疾病负担、促进健康公平的基础工作。随着健康城市、健康学校、健康村镇等支持性环境逐步完善，叠加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健康素养有望继续稳步提高。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评估成效不应只看总体水平提高了多少，更要看地区与人群差距缩小了多少、基本医疗与技能短板补上了多少、公众健康决策与行为改变落实了多少。在慢性病防控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健康素养提升将从“可选项”加速变为公共治理的“必答题”。
健康素养看似无形，却在日常选择中塑造着每个人的健康轨迹。把健康知识讲清楚，把就医用药教到会用，把服务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手中，才能让健康素养真正成为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让健康公平更多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用得上的生活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