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那天，91岁的戴季英在郑州去世。在这个悲伤的日子之前，1984年4月的一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他的冤屈终于得到平反，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也恢复了。1996年，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特意跑到洛阳去看望这位老前辈。回忆起那段长征岁月，当年正担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曾在刘华清身负重伤、走不动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骑，这才让他坚持走到了陕北。这段尘封的往事，让人不禁感叹革命情谊的深厚。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戴季英有过辉煌的时刻，也走过曲折的道路。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专门开会处理肃反遗留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董必武、李维汉等人也参加了讨论。会议上安排戴季英发言时，他的态度显得十分不耐烦，回答也很不诚恳。杨琪、杨森等受害的同志一边说一边哭着讲述遭遇，场面一度十分失控。最终中央认定：戴季英在肃反工作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对他给予了党内最后的警告处分。 要知道，在1944年时，戴季英已经担任过河南区党委书记，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级别。那位战功显赫的“大别山之子”，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确实立下了赫赫战功。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红军时期他担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和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中原军区副政委和第一纵队政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流血奋战二十多年的开国大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子里却迅速黯淡了。1952年2月12日这一天对他来说尤为重要。那天河南省委正式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人民日报》也全文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伸手要官。这位湖北黄安人（今红安）出生于1906年，1951年底他直接写信给中央明确提出想当中央委员、还想当河南省委书记。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伸手要官”行为，毛泽东的批示一点都不留情面：“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级别的干部。”“应当开除党籍，撤销公职，永远不让他再用。”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看到那封信后非常生气地把信纸重重放在桌子上说道：“这个戴季英，要官都要跑到我的中南海来了！这样高级的干部，咱们共产党可不能要。”这句话一出口就彻底断了这位老革命的政治路。 其实戴季英的政治生涯一直都离不开一个争议点——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1930年代的鄂豫皖苏区和陕北根据地时他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据说他在肃反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用皮鞭抽、用老虎凳、灌辣子面到鼻子里甚至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同志。最让人痛心的是红25军副军长廖荣坤被处死、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头人戴克敏和曹学楷都相继被枪决。就连陕北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人也曾被拘留审讯过，戴季英甚至亲自用皮鞭抽打刘志丹。 这份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决定里写得很明白：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功劳也不能用来和组织讨价还价。回首那段历史往事让人既感动又警醒：功绩再大也不能变成谈判的筹码。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别山之子”最后退出了政治舞台之后依然不承认自己有错直到晚年还固执己见拒绝认错。虽然居功自傲伸手要官触碰了组织原则的底线但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即便曾犯过大错的人组织其实还是没有彻底抛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