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正处于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科技强省的关键阶段。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更高效配置创新资源、让科技成果更顺畅转化、让耐心资本更有效支持科技企业成长，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必须回答的问题。浙江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期间，省政协委员胡敏翔提出，建议在杭州、宁波等地选择具备基础和意愿的区县，探索建设创业投资示范区，通过高标准、强力度的改革举措，打造要素集聚、机制灵活、循环通畅、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 问题在于，浙江创新基础扎实、产业体系完备，但对标“全国最优”和国际一流，一些结构性短板仍需尽快补齐。具体表现为：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仍存在“断点”，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路径不够顺畅；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之间的耦合不够深入，跨主体协同效率有待提升；创业投资在“募投管退”全链条上仍有堵点，退出渠道、估值定价与长期资金供给的稳定性仍需增强；传统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适配能力不足，服务工具与风险分担机制仍待完善。 原因主要来自三上。一是体制机制层面，部分政策仍偏“单点式”支持，条块分割、部门协同不足，导致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存时间差，链条衔接不紧。二是市场化转化体系不够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应用场景开放等关键环节供给不足，使不少科研成果难以跨越从“论文”到“产品”的门槛。三是资本与产业协同仍需深化，创业投资对科技企业的作用不止于资金，还包括投后赋能、产业链接、治理提升等，但当前“投”“管”能力与产业需求之间仍有错配。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破解，将影响创新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效率，制约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与企业成长质量，也会削弱区域对高端人才、优质项目和长期资本的吸引力。对地方经济而言，创新生态不够完善会抬高企业创新成本、拉长产业迭代周期，不利于形成更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 对此，胡敏翔建议以创业投资示范区为载体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核心是“放权、协同、贯通、赋能”。一上，给予示范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进“创新生态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关键堵点开展探索，并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从“单项优惠”转向“组合式集成支持”，实现资金、载体、人才、监管与服务的一体化配置。另一方面，着力提升要素耦合与协同创新能力，倡导以重点产业为牵引，由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出题”，联合高校院所与创投机构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形成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产业化落地的贯通机制，提升科研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 资本链条上，建议深入打通“募投管退”全链条，增强创投支持科技创新的持续动能。可从构建多元化资本供给体系入手，吸引长期资金、耐心资本，提高对早期、硬科技项目的覆盖；创新“投”“管”赋能模式，鼓励专业化机构投后管理、产业对接、国际化拓展各上形成优势能力；拓宽退出渠道，完善并购重组、股权转让、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机制，提升资本循环效率。另外，推动传统金融机构面向科技创新进行“科创转型”，在示范区内探索设立科技支行、科技保险专营机构、科技证券业务单元等，配套差异化监管考核与风险分担安排，形成覆盖信贷、保险、证券、担保、基金等在内的立体化服务网络，更好满足科技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与风险管理需求。 从前景看，建设创业投资示范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叠加政策，而在于以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生态样板。若有关改革落地见效，有望推动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升浙江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引领能力。同时，示范区也可成为吸引高端人才与优质项目的重要平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浙江谋划建设创业投资示范区，既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的回应，也为区域创新体系升级提供可复制的改革样本；这项着眼于体制机制深水区突破的提案，或将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带来新的实践，其推进成效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