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辽宁省沈阳市一处疗养院里，一段关于权力边界的对话正在发生。刚从北京手术回来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黄火青，面对前来请示工作的班子成员，明确表示：自己现在是病号，已按组织要求脱产休养，不应再过问具体工作。这样一句并不复杂的话，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并不多见。
一名领导干部在病榻前对“该由谁决定、该如何决定”的坚持，表面看是对个人静养的自觉，实质是对组织原则与制度运行的守护。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不在于“谁更勤快”，而在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框架，把责任落到清晰的分工之中，让组织在任何情形下都能稳定运转、有效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