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化、全球舆论竞争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如何以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式讲述中国、阐释中国，成为主流媒体与对应的机构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一上，海外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加速向移动化、平台化、算法化迁移，传统叙事与单一渠道难以形成稳定触达；另一方面，跨文化传播中存认知差异与话语隔阂，容易出现“内容供给”与“受众需求”错位。论坛围绕“传统文化新表达、国际传播新策略”主题，集中回应如何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相互嵌合、形成合力。 原因——与会嘉宾分析认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是内容工程——也是系统工程。其一——传播对象更为分众化，受众关切呈现多层次、多议题并存，要求叙事从“大而全”向“精准、可感、可验证”转变。其二，传播载体持续迭代，从单一媒体走向跨平台矩阵，传播链条涵盖选题策划、产品形态、渠道运营与反馈评估，任何一环薄弱都会影响整体效果。其三，全球议题竞争日益激烈，叙事的可信度、解释力与亲和力成为关键变量，需要在事实呈现、价值阐释与文化沟通之间实现平衡。其四，政策层面发出系统推进的信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从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诸上作出部署，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方向与抓手。 影响——与会人士认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将对塑造国家形象、促进民心相通、服务高质量发展产生综合效应。第一，有助于形成更具解释力的中国叙事，在国际公共讨论中以事实与逻辑增强话语说服力，推动国际社会从“了解中国”走向“理解中国”。第二，有助于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生活表达，增强海外受众对中国发展道路、社会治理与文化传统的直观认知。第三，有助于推动媒体融合成果向国际传播加速转化，形成内容生产、技术平台与渠道运营相互支撑的能力结构，减少路径依赖，提高传播效率与覆盖面。论坛期间，多位嘉宾结合实践指出，以平台化工具推动内容跨机构、跨区域聚合分发，能够在更大范围形成传播声量与议题联动。 对策——围绕“怎么说、说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说得更好”，与会嘉宾提出多项可操作路径。其一，坚持守正创新，把真实性、权威性作为根本，把表达方式的创新作为抓手，努力实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塑造与情感连接。其二，强化品牌化、矩阵化建设，形成多语种、多形态、分层次的产品体系，以稳定的栏目与产品品牌增强国际传播的识别度与持续性。其三，把“用户导向”贯穿策划与生产全过程，既回答“受众想看什么”，也清晰表达“我们要讲什么”，并在呈现方式上解决“受众喜欢怎么看”，通过差异化叙事、可视化表达与平台化运营提升到达率和停留率。其四，推动海外传播渠道本土化、落地化建设，在尊重当地传播生态与文化语境基础上，优化传播语言、议题设置与传播节奏，提升对话能力。其五，健全多主体协同机制，推动媒体、企业、群团组织、高校智库等形成分工互补的国际传播共同体，通过资源共享、数据互通与联合策划实现体系共振，为中国故事提供更丰富的切口与更立体的表达。 前景——与会人士认为，未来国际传播的竞争将更集中体现为体系能力的竞争：既要有高质量内容供给，也要有技术平台支撑与评估反馈闭环；既要呈现中国发展成就，也要注重文明互鉴与价值沟通的方式方法。随着全媒体生产传播机制优化、区域国别研究持续深化、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望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跃升”。在此过程中，技术赋能将更突出地服务于内容与渠道的精准匹配，协同机制将更强调跨机构联动与资源整合，地方叙事与行业叙事也将成为国际表达的重要增长点，以更具生活气息的方式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是时代课题，也是文明使命；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对话，从文化传播到价值共鸣，中国正以开放姿态重构传播逻辑。这场跨越文化的对话不仅需要媒体的创新，更呼唤全社会在叙事体系、技术应用和协作机制上的深度变革。当传统与现代表达相融合，中国故事必将赢得世界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