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缘经济竞争加速抬头，宏观政策面临“安全—增长—稳定”多目标约束 近年国际经济讨论中，“地缘经济”持续升温；与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相比，当下竞争更多通过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金融制裁、供应链重构等方式展开——以相对更低的军事对抗成本——追求安全、影响力与规则塑造等综合目标。全球经济秩序的运作逻辑随之改变：过去以效率优先、分工合作为主的全球化叙事，正被更强调竞争、防风险与自主可控的政策取向所替代。宏观政策也不再只围绕通胀、就业与增长等传统目标运行，安全与韧性等非经济目标被更系统地纳入政策函数，政策框架面临重新评估与调整。 原因——自由主义政策组合的边际效应下降，危机频发与分配失衡引发反思 回溯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主要经济体长期占据主导，全球化与金融化并行推进。在该理念影响下，宏观政策逐步形成以“通胀目标导向、汇率更趋市场化、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组合：货币政策强调独立性与控通胀优先，财政政策偏向平衡取向，汇率更多依赖市场浮动调节外部失衡，结构性政策则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并放松金融监管。 这一框架在较长时期内对抑制通胀、扩大贸易与资本流动发挥过作用，但问题逐步显现：一上，金融危机更为频繁——从20世纪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不断冲击“市场能自我稳定”的信念；另一方面，财富与收入差距扩大，金融资产更集中于少数群体，社会裂痕与政治极化加深，为政策转向提供了现实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监管趋严成为明显趋势。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地区冲突外溢等因素，跨境物流、能源供给与关键零部件供应多次受扰，更强化各国对“安全”和“韧性”的关注。即便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更具共同利益的领域，围绕补贴、标准与市场准入的竞争性政策也在增多。 影响——效率逻辑被重写，规模经济、产业链安全与规则碎片化风险上升 地缘经济竞争对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上。 其一，规模经济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上升，全球产业分工的解释框架正变化。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分工收益，但在现实中，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和不完全竞争更能解释发达经济体之间大量产业内贸易，以及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崛起。随着竞争加剧，政府支持关键与新兴产业更常被视为必要选择，产业补贴、税收激励、政府采购与技术扶持等手段使用更频繁，全球产业链也更可能走向“区域化、阵营化、短链化”。 其二，宏观政策目标从单一稳定转向多重平衡。过去较长时期内，“低通胀”常被视为内部稳定的关键指标，但当供应链中断、能源与粮食价格波动叠加地缘风险，通胀压力更可能呈现粘性。货币政策在“控通胀”与“保增长、防风险”之间的取舍更难；财政政策在绿色转型、产业扶持与社会保障等支出需求上升的背景下，也更容易面临赤字扩张与债务可持续性的约束。 其三，国际规则协调难度上升，全球治理成本增加。多边框架下的规则协商更易被安全议题打断，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与制裁工具的泛化，可能加剧市场分割与技术壁垒，推高企业合规成本与跨境交易成本，削弱全球生产率提升的基础，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形成新的外部约束。 对策——以提升韧性与竞争力为主线，推动“安全、效率、公平”统筹兼顾 面对地缘经济带来的新约束，宏观与结构性政策需要更强调系统协同与风险底线。 一是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抓手，增强关键环节的自主保障能力。围绕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与高端装备等薄弱环节，完善多元化供给体系与备份机制，推动产学研协同和关键技术攻关；同时注重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能力提升，避免把“替代”简单等同于“升级”。 二是优化宏观政策框架，提升政策协调与逆周期调节的效果。在通胀波动与外部冲击更频繁环境下，需强化财政、货币、产业、就业与监管政策的协同，统筹短期稳定与中长期转型，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止系统性风险累积。 三是更有力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多边主义，提升规则塑造与国际合作能力。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扩大合作的“共同利益面”，通过更具韧性的经贸网络与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同时提升企业出海与跨境经营的风险识别与合规能力。 四是更加重视公平与包容，缓解分配失衡对政策空间的挤压。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推动就业结构升级，减少社会撕裂对经济治理的反作用，为应对外部竞争夯实国内基础。 前景——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并存，全球化或走向“再平衡”的新阶段 总体看，地缘经济竞争并非短期现象。未来较长时期内，全球经济可能在“效率优先”与“安全优先”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化不会简单终结，但形态或将从单一全球网络转向多层次、多中心结构：一上，区域内产业协作与友岸、近岸布局可能加强；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金融稳定等领域，跨国协调仍不可或缺。各国政策的关键在于把握安全边界与开放程度，避免将经济问题过度安全化，从而压缩合作空间。
随着地缘逻辑不断深入经济领域，世界面临的不只是政策工具的变化，更是发展模式的调整；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往往伴随国际经济秩序的适应性演变。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以系统思维识别风险与机会：既要维护现有体系的基本稳定——也要提升规则塑造能力——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争取更主动的位置——这或许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具操作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