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梁的瓦舍勾栏里，女子相扑表演常常引得观者云集，场面热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职业女相扑手“内等子”不仅领取朝廷俸禄，还要熟练掌握三十六路扑法，竞技水准并不逊于男子。女子相扑的流行，并非偶然，而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涉及的。随着坊市制度松动、交子流通，北宋城市人口突破百万，市民娱乐需求随之扩大，形成稳定的消费市场。史料显示，临安城内专业相扑场馆多达二十余处，女性选手的日收入可抵普通工匠半月薪俸，商业化运作也为女子相扑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空间。 但这项运动始终伴随争议。司马光在《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中批评“妇人裸戏”有伤风化，也从侧面说明其影响范围之广。有一点是，女选手并非只在舆论压力下被动应对，而是通过技术与表演方式的调整来降低冲突。南宋《武林旧事》记载，“赛关索”等名将创造了“燕青翻”“浪子踢”等更偏技巧与观赏性的技法，使对抗性更强的角力逐渐表现为艺术化的表演特征。 社会学界认为，这个现象折射出宋代文化的张力：一上程朱理学强化性别界限，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又在不断冲刷传统秩序。女相扑手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既遵守“男女分赛”的底线，又凭借技艺获得认可。考古出土的相扑陶俑也显示，女性选手的服饰从早期的“袒膊”逐渐演变为专门的短打装束，反映了在礼法约束下的适应与调整。 这项运动在12世纪达到高峰后逐渐式微。研究者认为，南宋后期战乱引发的经济下行是重要原因，更深层的背景则是理学正统化继续收紧了性别表达空间。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散：元代杂剧中的女侠形象、明代“白打”武术体系等，都能看到宋代女子相扑在技法与审美上的延续。
回望宋代女子角抵的兴盛——呈现的不只是一次娱乐风潮——更是经济繁荣、城市生活扩张、观念冲突与社会心理交织作用的结果。重新理解该历史现象，也提醒人们以更开阔的视角看待传统社会：礼法与日常并存，约束与表达相互牵引，而体育与娱乐往往是时代变迁最直观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