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信息处理”迈向“自主执行”，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在博鳌亚洲论坛专题研讨中，薛澜教授以“装上手的智能大脑”形容此轮技术迭代，指出当前智能体已能独立完成复杂决策与执行，意味着技术开始更直接地介入人类智力活动。相较工业革命替代体力、计算机革命替代信息处理，本轮变革更接近人类长期以来的核心竞争优势。就业市场因此率先承压并面临重构。薛澜认为，过去“技术会创造新岗位”的补偿效应可能不再稳定，软件、金融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已出现岗位快速更替。江小涓从分配角度提醒，如果完全由市场推动技术落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分化风险可能上升。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万亿的同时，对应的领域岗位替代率达23%，增长与冲击并存，治理压力随之加大。面对挑战，专家提出多维应对思路。政策层面，江小涓建议建立“技术合意性”评估机制，对主要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AI应用实行更审慎的准入，重点引导面向质量提升与绿色发展的技术方向。薛澜则强调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升级，提出“动态失业保障”“终身学习账户”等制度探索，帮助劳动者更平稳地转型。两位专家均认可市场机制基础作用，同时认为政府应在公共产品供给与风险防控上深入强化职责。人才培养也需要随之调整。围绕“文科生理科生之争”，薛澜提出“通才教育”设想，认为未来人才应兼具技术应用能力与人文思辨能力。教育部近期启动的“新工科人文素养计划”也反映了这一方向，首批12所高校已开设AI伦理、科技哲学等交叉课程。企业端同样在调整用人策略，某头部科技企业2025年校招中，复合型人才录用比例同比提升40%。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被认为是下一步关键。薛澜提醒，社会需要明确AI的定位——是替代工具还是增强助手，这需要产学研形成更广泛共识。参照生物技术伦理审查机制，我国正在制定的《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法》拟设立技术红线。同时，江小涓强调要把握发展窗口期：“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应发挥A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技术演进不会等待社会完全准备就绪。智能体进入“能执行”的阶段，既可能成为提升生产效率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新动力，也可能放大就业冲击与分配矛盾。在更重视发展的同时，更要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制度细节：既激发创新，也守住安全底线；既尊重市场机制，也通过公共政策做好托底与引导。只有在发展与治理之间持续校准，技术进步才能更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